首页 -> 2007年第5期
铸就偶像：桑塔格传（节选）
作者：［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
关于小说的接受情况，罗杰·斯特劳斯称“有褒有贬”，他对它正在获得的“大块评论空间”保持了平和的心态。在《党派评论》上，有位相当难以捉摸的理查德·霍华德认为小说的语言“就像贡斯当或司汤达在《阿尔芒斯》（Armence）中所写的那样遮遮掩掩、干巴巴的，尽管在桑塔格这里，华丽的辞藻（对上述作家来讲）过于频繁地提炼为格言，这是作者难以抵御的种种前后矛盾的情况之一”。驻《星期六评论》多年的格兰维尔·希克斯看得有点迷糊，但他称赞桑塔格“显而易见的才华，她的细致、她的沉思”。他的评价以给予她“所有怀疑的益处”而结束。《纽约书评》日后将成为桑塔格许多作品的发表园地，编辑罗伯特·亚当斯认为《恩主》是“一部大胆的、有瑕疵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詹姆斯·弗雷克斯则给予小说高度的赞美：“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写得细心、勇敢、有信心，并经过润饰。非常自信。非常硬朗。”
《恩主》需要更多这样的评论——自信且权威。如果说，约翰·韦恩在《新共和》杂志上赞扬了桑塔格的“巧妙”和“令人高兴的技巧”，那么，他也自创了一个让人想忘都忘不了的责备的短语。他思忖着让他感到烦恼的她那正式而没有光彩的风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恍然大悟：“肯定是这个原因！原来它是‘译者的英语’——人们年轻时第一次读到的欧陆小说杰作的译本中看到的那种拼凑而成的语言。”这种判断罗杰·塞尔也在《哈得逊评论》上表示认同；年轻时，桑塔格在南加州就看这份杂志，当时的情形完全不同，她正盼着在该刊发表文章呢。
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满心期待着评论界对《恩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因此，上述评论让人好生失望。截止1967年底，小说的精装本才卖出1800册，尽管1965年1月出版了埃汶版（Avon）的平装本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卖出了37750本。《恩主》精装本第一版发行不到两周，斯特劳斯就建议桑塔格出下一本书：《理论文集》。
斯特劳斯敏锐地感到，桑塔格在文学争鸣方面的才华会为她赢得更大的读者群。早在六十年代初，她就发出了对抗之声。1963年秋，在一次以“今日文学批评”为题的讨论会上，她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说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接着，她暗示像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她认为对后者“评价过高”——这样的评论家彻底完蛋了。（《党派评论》的合作编辑）菲利普·拉夫对桑塔格感到厌恶，他公开讲：“特里林式的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已经过时，反常行为变得时尚。”他对玛丽·麦卡锡又加了一句：“苏珊·桑塔格何许人也？她是一个传统的思想者，尽管她的思想让她显得很前卫。”
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菲利普·拉夫这样的老一辈评论家认为，桑塔格似乎偏爱西蒙娜·韦伊和让—热内这类追寻主体性的极端状态的作家。正如评论家利亚姆·肯尼迪提醒我们的那样，特里林警告人们不要认同那些自由的概念包涵了与社会本身相分离的作家/英雄。特里林担心，退入自我会导致自我的摧毁。
即使桑塔格有时被归为最后一位纽约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她也经常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他是她最早的一个榜样，但是，她与特里林戴安娜夫妇以及他们这一代其他人的关系时好时坏。正如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代表老左派一样，桑塔格在许多方面，逐渐代表后来所谓的新左派。她的文学批评主张促使她抛却掌控她扬名之前20年的新批评。与新批评家不同，她很少用整篇文章来讨论文学杰作，而是喜欢对文学潮流和文化潮流进行全面的浏览，给人的印象是她是预见未来之物的预言家，而不仅仅是文学传统的维护者。
桑塔格愿意参与到大众社会中，上一辈的知识分子会认为，她的参与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那个年代，像苏珊·桑塔格这种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当代文化的产物和评论员是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的。作为时代的标志与阐释者，桑塔格成为书评者的主要话题。战后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年龄的那代人在大众文化和大学课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桑塔格的任务变得轻松些了。苏珊·桑塔格的平装本作品在大学书店的书架上占据了主要位置。比如说，一九六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苏珊·桑塔格的可能性要大于一九四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肯尼思·伯克。
桑塔格已开始结交好友、树立仇敌。某个为她感到悲痛的编辑哀叹她“在雅俗两方面都要出风头，还有她那犹太美国公主的行径。她个人风格（黑靴子和一袭黑衣……）的暴徒样儿和她那绝对权威的看法对人有种威慑力”。她有一帮随行人员，“总体上都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一帮女权主义者爱（正确的词应该是‘爱戴’）她那种歹徒作风，现在也许过时了。”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带着两名“副官”到场，为了让自己的出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把一支烟撂在客厅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碾灭了。
巅峰时刻（1963—1964 ）
《恩主》是献给玛丽亚·艾琳·福恩斯的，但是，1963年1月，桑塔格将小说送到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时，福恩斯正感觉到自己是被抛弃了。如果从桑塔格的生活背景看，那么，这部小说似乎就是对她始乱终弃的关系所作的一次探索。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深爱的艾琳在受罪，在快乐与恼人的平静之间摇摆，这一切，他惊恐地看在眼里。1963年2月，她已经不和桑塔格住，而搬过来与切斯特长期呆在一起。他也同情桑塔格，看到这两个女人似乎都悲惨。1963年3月，两个女人都开始向切斯特诉苦。不奇怪的是，他听到的是不同的说法。他倾向于站在艾琳一边，但他对她讲的话也不无怀疑，觉得她生桑塔格的气难免歪曲了她的叙述。苏珊生他俩的气，因为他们面对面地交流，她却被排斥在外，但阿尔弗雷德和艾琳似乎只有联合起来才更有安全感，阿尔弗雷德毫不容情地数落苏珊阳奉阴违，艾琳听了颇感安慰。“她（艾琳）这些年来一直认为她是惟一看穿苏珊的人，别人都上当了。”桑塔格与福恩斯的关系继续维持，直到最终义断情绝：“她们还是情人，却只是偶尔为之，” 1963年4月初，切斯特在给菲尔德的信中写道。但是，当月底时，他宣布：“苏珊与艾琳已经一刀两断了，她们的情人关系是昨天正式结束的，艾琳现在正勇敢地承受着。”
5月下旬，切斯特最后决定接受保罗·鲍尔斯的邀请去摩洛哥，尽管他对桑塔格的态度向来是矛盾的，但这时，切斯特与她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此时，在他眼里，桑塔格已成为他认为的“纽约文学丛林”（切斯特的朋友诺曼·格拉斯语）的体现。切斯特蔑视“那些低俗的自我推销术及其卑鄙的权力之争”。在他的描述中，这个世界里你如果希望成为成功的作家，就得做恶棍，要不就是影星。
1959年，切斯特到达纽约，他说，感觉“好极了”，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对像威廉·菲利普这类编辑努力要使他成为“玛丽·麦卡锡第二”则大为不满。他冷冷地看着他认为是桑塔格想出的诡计，并密切关注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接受情况。他发现1963年对他们大家来说都是发生巨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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