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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老爸

作者:杨全强 [美] 丹尼尔.华莱士




  “不可药救了,”她说。“完全不可药救了。”
  她也在哭,但这不是伤心哀恸的泪,那些泪水早已流光。这是挫折的泪,是还孤单地活着的泪,而我父亲正躺在客房里将死未死。我看着她,用眼睛问她,该我了吗?她耸耸肩,像是在说,随你的便,愿意你就进去,如果不是早先哭来着,她几乎要放声笑起来,这样一种混杂的表情需要一张脸去承受啊。
  本内特大夫似乎在我父亲的椅子上睡过去了。
  我站起来走向半掩的门朝里探去。我父亲坐在床上,一圈枕头围撑着他,像被按了暂停键,他瞪着眼默默地发楞,在等着某人或某物来激活他。我的出现所要做的就是这个。他一看到我,就笑了。
  “进来,威廉,”他说。
  “呃,你看起来感觉好多了,”我说,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把椅子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每天都坐。在我父亲走向生命终点的这段旅程中,这把椅子就是我守望的地方。
  “我是觉得好多了,”他点点头说,做了一下呼吸,像是要证明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也就是今天而已,也就是今天的这一刻。现在对我父亲来说已经回不了头了。要想好转就不仅仅需要奇迹了;更需要宙斯他老人家的手谕,一式三份签好名分别送给可能宣判我父亲油尽灯枯的那些神。
  他确实有了一点已死的迹象,我想,如果确实有这种可能的话;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所出现的外观上的改变大得真是不敢让人相信。起初,他的手臂和腿上出现了许多小小的病变。做过治疗,但效果不理想。后来似乎是自行痊愈了——然而却并非我们所希望和预期的那种好法。相反,在他原来柔软白皙的皮肤上长出了像玉米穗似的黑色长毛,他的皮肤变得又硬又亮——事实上近乎鱼鳞状,像第二层皮肤。看着他本人还可以忍受,离开房间看到壁炉驾上摆放的照片就不行了。那是六七年前在加州的海滩上照的,在那张照片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男子汉。现在他却不成人形。完全变了个样。
  “并不是真的好,”他说,修正了自己刚才说的话。“我不会说好。而是好多了。”
  “我只是想知道本内特大夫心忧的什么,”我说。“他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似乎真的很担心。”
  我父亲点点头。
  “说实话,”他以一种极机密的腔调说,“我想是因为我讲的笑话。”
  “你讲的笑话?”
  “我的关于医生的笑话。我想他是听得太多了,”父亲开始背诵他那一串老掉牙的老笑话:
  医生,医生!我只有五十九秒好活。撑着点,一分钟后我就来看你。
  医生,医生!我老觉得自己是一幅窗帘。来吧,好好控制住自己。
  医生,医生!我妹妹以为她在电梯里。叫她进来。不行。这层她没停。
  医生,医生!我觉得自己像只羊。那就不要耍孩子气。
  医生,医生!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缩小。那你要有点耐心了。
  “这种笑话我知道上百万个,”他得意地说。
  “我打赌你知道。”
  “每次他进来我都讲两个给他听。但……我想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不管怎样,他没有太多的幽默感,”他说。“大部分医生都没有。”
  “也许他只想你有话对他直说,”我说。
  “直说?”
  “直截了当,”我说。“就做个普通人,告诉他你忧心什么,哪儿有不适。”
  “啊,”我父亲说。“就像在‘医生,医生!我快死了,请救救我’中。像这样?”
  “像这样,”我说。“就是这类,不过——”
  “但是你我都知道我得的病根本没得救,”他说,笑容慢慢收敛,他的身体深深地陷进床里,以前的脆弱又回来了。“这让我想起1933年的大瘟疫。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病,从哪里来的。今天一切似乎都还好好的,明天——阿什兰最强壮的汉子:死了。还在吃早餐就死了。死亡来得如此之快,汤匙还没举到嘴边,他的身体就僵在餐桌上。在他之后,不到一个钟头就死了十来个人。不知怎么,我是免疫的。我亲眼看着我的邻居们倒在地上,好像他们的身体突然之间就不可阻挡地空了,似乎——”
  “爸,”我叫了好几次,等他终于停了口,我把他瘦弱的手握在我的手中。“不要再讲故事了,好吗?不要再讲那些愚蠢的笑话了。”
  “它们愚蠢?”
  “我的意思是可能是以最好的方式。”
  “谢谢。”
  “只要一小会儿,”我说,“我们谈谈,好吗?男人对男人,父亲对儿子。不要再讲故事。”
  “故事?你认为我在讲故事?你不会相信我爸爸当年跟我讲的那些故事。你认为我是在跟你讲故事,我小的时候听到的才是故事。他半夜会叫醒我,就为了给我讲一个故事。那真可怕。”
  “但是那就是故事,爸。我根本就不会相信它。”
  “你不必相信它,”他疲累地说。“你只要相信其中的含意。它就像——一个比喻。”
  “我忘记了,”我说。“什么样的比喻呢?”
  “多半是牛啊羊的。”他说的时候有点回避。
  “看看?”我说。“即使你在认真的时候你还是不能不开玩笑。这真令人郁闷,爸。老把我隔开一段距离。好像——你怕我或是怕什么东西。”
  “怕你?”他说,睁圆了眼睛。“我都要死了,我会怕你?”
  “怕亲近我。”
  他接受了这话,我的老头,他移开视线,投进他的过去。
  “这肯定跟我父亲有关系,”他说。“我父亲是个酒鬼。我从来没跟你说过,是吧?他是个可怕的酒鬼,最糟的那种。有时候他醉得都不能自己去买酒。有一阵子他让我帮他去买酒,后来我停止了,拒绝了他。最后,他教他的狗,朱尼坡,让它去买酒。带一只空桶到街角的酒吧,然后让它带回满满一桶啤酒。把一块钱纸钞塞进狗项圈里付酒账。有一天没有一块的了,就剩一张五块的,于是他就把五块钱塞进狗的项圈。
  “那狗不回来。尽管已经醉了,我父亲也只好走去酒吧,发现那狗竟坐在一个高脚凳上,喝着双份马提尼。
  “我老爸又生气又心疼。
  “‘你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我老爸对朱尼坡说。”
  “‘我以前从来没有钱,’朱尼坡说。”
  他看着我,有点顽固不化。
  “你不能这样,不是吗?”我提高了声音说,咬牙切齿。
  “我当然可以,”他说。
  “好,”我说,“那就表现一把。给我讲点什么。讲一点你来的那个地方。”
  “阿什兰。”他说,舐着他的嘴唇。
  “阿什兰。那是怎样一个地方?”
  “很小,”他说,心思在漂。“非常小。”
  “多小?”
  “它非常小,”他说,“以至于你一接上电剃须刀的电,街灯都会变暗。”
  “不算是好的开头,”我说。
  “那儿的人很吝啬,”他说,“他们为了省下泡泡浴的钱就吃豆子。”
  “我爱你,爸,”我挨近他说。“我们完全可以聊得比这更好。但是你总是让这变得很难。帮帮忙,现在。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是个小胖子,”他说。“谁都不想跟我玩。我胖得只能玩被人抓的游戏。我就是这么胖,”他说,“胖得我必须连摔两个跟斗才能出得了房子,”他现在并没有笑,因为他并不是想搞笑,他只是做他自己,这也是他做不到的事。在一层假面之下有另一层假面,然后还有一层假面,在那底下是生疼的暗处,他的人生,那是我们谁也了解不了的。我所能说的只是,“再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就走了,我走了,不知道是否还会回来。我不想再做你的配角。”
  因此他对我说,我父亲,就是在我眼前垂死的这位父亲,对于他这样的人,他今天的气色算是好的,他说,“今天你不大像你,孩子,”他憋足劲,以防会眨眼睛——这是一次比较大的赌注——我当他是认真的,“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但这次我真的当他是认真的;这是个问题。我站起来要走了,但我一站起来他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手上的力道是我没想到的。我看着他。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死,”他说,紧盯着我的眼睛。“我已经看到了。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怎么个死法,但不是今天,所以不必担心。”
  他一脸严肃,我相信他的话。真的相信。他知道。我脑子里千头万绪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的眼睛相互锁定,我满心疑惑。他肯定知道。
  “你怎么——为什么——”
  “我总能知道,”他轻柔地说,“我总是有这种力量,这种洞察力。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有。我小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常常让我尖叫惊醒。头一个晚上我父亲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我梦见斯泰丝姑妈死了。他向我保证斯泰丝姑妈没事,然后我就又睡了。
  “但是第二天她死了。
  “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又做了一个梦,尖叫惊醒。他来到我的房间问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说我梦见爷爷死了。他再一次告诉我——尽管他的声音有一点点颤抖——爷爷没事,于是我又睡了。
  “第二天,果然,爷爷死了。
  “有好几个礼拜我没有再做梦。后来我又开始做梦了,又做了一个梦,父亲过来问我梦见了什么,我告诉他:我梦见我父亲死了。当然,他向我保证他没事,不要再瞎想,但我可以说这让他有点紧张,我听到他整夜在地板上踱来踱去,第二天他就不是他了,总是看东看西的,仿佛有什么东西会砸到他头上,一早进了城,好长时间不见人影。回来的时候他看上去很糟,就好像一整天他都在等着斧头砍下来。
  “‘天那,’他一见到我母亲就对她说。‘这真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天!’
  “‘你以为只有你这一天过得糟糕啊,’她说。‘送牛奶的那个人今天早上就在走廊上跌倒摔死了!’”
  我离开的时候用力掼上门,希望他心脏病发作,立马报销,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个事做个了断。毕竟,我已经伤了心。
  “嘿!”我听见他隔着门叫我。“你的幽默感哪儿去了?就算没有幽默感,你的同情心呢?回来!”他叫我。“给我一个机会,儿子,拜托啦!我在这里快死了!”
  
  我出生的那天
  
  我出生的那天爱德华·布鲁姆在听一场橄榄球赛,从他塞在衬衣口袋里的晶体管收音机里听的。他还一边在除草,一边在抽烟。这是一个潮湿的夏天,草长得很快,但是今天的太阳却火热地炙烤着我父亲和他的院子,这让人想起更早有一次太阳比现在更热,那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比现在更热,更大,更好,更简单。他的肩胛晒得红如苹果,但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在听这年最盛大的一场橄榄球赛,这是由他的母校奥本,对抗他们的强敌,阿拉巴马,这是阿拉巴马笃定会赢的一场比赛。
  他会短暂地想到我母亲,她在屋子里,看着电费单。屋子里冷得像冰箱,她却还在流汗。
  她就坐在餐桌边看着电费单,这时她忽然觉得我在催她,要她赶紧就位。
  快了,她想,迅速地吸了口气,不过她并不起身,甚至还在继续看账单。她只想着一句话。快了。
  屋外,在他除草的时候,情况对奥本来说不太好。从来也就没好过。每次都一样:你去比赛,相信着今年他们能赢,这次他们非赢不可,最后,从来也赢不了。
  快到中场时间,奥本已经落后十分。
  我出生的那天,父亲除完了前院的草,然后重新抱着乐观的心情开始除后院的草。下半场奥本鼓足了气进攻,第一次控球就触地得分。现在只落后三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阿拉巴马得分也同样的快,然后是一次失误,他们得了一个三分球。
  我母亲把电费单平铺在桌子上,用手压着它,好像是要把皱纹压平。她不知道凭我父亲的努力与坚持不懈,只要再过几天,还债是小意思,她也不知道她将再也不必再担心区区一张电费单了。而现在,整个世界,整个太阳系,似乎就绕着这张42.27美元的账单运行。但是她必须得让屋子里凉快不可。她怀着所有这些重量。她本来就是个瘦女人,现在肚子里有了我,大得像一幢房子。她希望这个房子凉快。
  她听见我父亲在后院,除着草。她瞪大了眼睛:我要生了。现在。我现在要生了。
  奥本正在反击。
  时间消逝。她平静地收拾好住院用的东西。控球权在奥本那里,只是还剩下几秒钟了。这个时间只能要三分球了。
  我出生的那天,父亲停下了除草的活儿,听着收音机里播报员的声音。他站在后院,就像一尊雕像,后院的草坪除了一半,还剩一半。他知道他们将要输掉。
  我出生的那天,世界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小天地。
  我母亲尖叫,我父亲尖叫。
  我出生的那天,他们赢了。
  
  他如何看待我
  
  一开始我一点都不起眼——小小的,粉嘟嘟的,无依无助,没有任何真正的说话技巧。我甚至都不会翻身。当我父亲是孩子、幼童、婴儿的时候——他带到这个世界的比我多。时代不同,那时每个人都被要求得更多,甚至是婴儿。那个时代甚至婴儿也得挑自己的一份担子。
  但是身为婴儿,我并不知道那些艰苦的年代。出生在一间真正的医院里,我母亲有着最好的医护和药物,我真不知道古时候生产是什么样子。尽管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爱德华爱我。他真的爱我。他一直想要个男孩,然后就有了我。当然,对于我的到来,他的期望值更高。他期望的是一种无声的卓越才华,一种光辉,甚至是某种光环。那是一种圆满的神秘感。但是什么也没来。我只是个婴儿,像其他任何一个婴儿一样——当然,除了我专属于他,我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我爱哭,爱睡,事情就是这样;我的节目非常有限,尽管有时候也会安静快活,那时我是在他的膝上瞪着他看,我两眼发光,他就像个神——从某个方面来说,他就是个神。至少像神一样,创造出了这个生命,种出了这粒神奇的种子。在那些时候他能看出我有多聪明,多伶俐,他能看出我在世间的潜力。有太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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