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女子渔猎手册
作者：梅莉莎．班克
阿德里恩·布罗德，卡罗尔·德桑提，卡罗·菲奥莉诺，莫莉·弗里德里希，朱迪·卡茨，以及安娜·韦恩菲尔德
高级新手
尽管家是你可以放松并做回自己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利用你的其他家庭成员对你的爱和亲情。
——摘自《20世纪打字》，作者D.D.莱森伯里，
T.詹姆斯·克劳福德，劳伦斯·W.埃里克森
我哥哥第一个正经女朋友比他大8岁——她28岁，他20岁。她叫朱丽娅·凯斯卡特，亨利在六月初把她介绍给我们全家。他们开车从曼哈顿来到我们在新泽西海岸边洛夫雷蒂的农舍。哥哥心爱的小车在车道上停下来的时候，她坐在驾驶席上。妈妈和我正从厨房的窗户往外望。我对妈妈说：“他让她开他的车。”
哥哥和他的女友都是一样的打扮，一件宽松衬衫塞在牛仔裤里，另外，她还在肩上搭了件开士米羊毛衫。
她长着一对黑眼珠，颧骨很高，肤色也很漂亮，非常白皙，气色鲜艳，就跟小孩子发高烧时那样。她头发向后，梳了个松松的马尾辫，并用一根带蕾丝花边的橡皮筋扎起来。她还戴着很小的珍珠耳环。
我本以为她没准比亨利看上去老，事实上，却是亨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老。他站在那里，看上去挺像个汉子。他已经留起了胡子，作为成年的第一步，还戴了副新的镶边太阳镜，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个爱吃喝玩乐的人，而不是在几所大学里主修哲学的大学生。他头发有点长，还没被太阳晒得褪色，颜色是那种爱尔兰塞特种猎犬的红棕。
他亲一下我的面颊，似乎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他就和我们的艾尔谷狗犬阿特拉斯闹作一团，他的女友则和妈妈握了握手。她们都轻握对方的指尖，显得非常淑女；而她们微笑的样子就像是已经喜欢上了对方，只不过正在等待一些细节，好回答为什么这样。
朱丽娅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你肯定就是简妮。”
“眼下大家多数都叫我简”，我说，让自己听起来年轻一些。
“简”，她说，可能想摆出一副大人试图认真对待孩子的样子。
亨利卸下车上的东西，然后，把他们带来的东西一股脑儿都背到身上，大包小包，一个网眼手提包，还有一个双肩背包。
他从车道上往家里走的时候，他女友说道：“汉克，你有酒吗？”
不管他是不是汉克，反正他有酒就是了。
除了几间卧室和入口处挂着帘子的门廊，我的家只剩一间比较大的多功能房间，亨利一边开玩笑一边带女友“参观”这个房间：“这里是起居室”，他指着沙发说，稍稍停顿一下，又指了一下沙发说：“这里是书房。”
她来到屋外门廊上，把腿伸到身体前方——奥黛丽·赫本在舞蹈课结束后休息时的动作。她穿着海军帆布登山鞋。我注意到亨利光脚穿着双中间镶金属牌的懒汉皮鞋，不过他在原来镶金属牌的地方插了一枚地铁代币。
朱丽娅啜一口冰茶，问起洛夫雷蒂名字的由来。我们不知道，亨利却说：“这是第一个发现这里的印第安人的名字。”
朱丽娅笑了，接下去问妈妈我们搬来这儿多久了。
“这是第一年。”妈妈回答。
爸爸出去打网球了，趁他不在，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妈妈讲完后顶她一句：“我们以前常去楠塔基特。”
“楠塔基特很漂亮啊。”朱丽娅说道。
“是很漂亮”，妈妈承认，但接着就以新泽西人的眼光数落这里的单调乏味，不过再怎么说，这里都离我们在费城的家更近一些。
在上一次我们关于新泽西和楠塔基特孰优孰劣的争论中，我争辩说（我想是态度很激烈），若说距离，那么卡姆登还要近一些。我本来差点还想补充一句，实际上垃圾站还要近，走走就能到了，不过爸爸打断了我。
看得出他是生气了，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海边，他这么说，这可以让我们家庭关系更和睦。
“不止这些，”我说道，想轻率地说上两句。
但爸爸眯起眼睛看着我，那样子就像他没法肯定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
妈妈对我笑笑，然后说我们的房子就在水里！一跨出家门我就可以游泳！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他们实际上已经选好了一处房子；他们已经在那房子上投标了。
“它是在海里吗？”我问。
“很近了，”妈妈说道，努力保持原来的热情。
“海湾，”我告诉自己。
“那儿的确能看到令人难忘的海湾美景，”她说，可是，不对，我们的房子是在一处泻湖上，在运河边上。“就像威尼斯，”她当时那么说，就好像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似的。
朱丽娅问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水里游泳，妈妈回答她说：“当然。”
我并不想在妈妈头上泼冷水，但泻湖水面上漂浮着油污，湖底还有烂泥。
我很惊讶亨利竟然和我们一起在门廊上待了那么久，而妈妈则把话题扯到了夏天，提起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比如囫囵个的玉米（银女王是最好的），比如蚊子（非常之令人讨厌），以及网球（非常好的健身活动）。
终于，亨利真的站了起来。他走到外面，似乎有事要办。他可能是去检查我设的捕蟹网，再不是去看我们有没有把自行车带来；他想怎么就怎么吧。爸爸就是这副德行：家里来了满满一屋子客人，妈妈的任务就是为大家准备食物、饮料，还要在爸爸打盹或者看书的时候和大家逗趣，和大伙儿聊天。
妈妈尽女主人之仪招待哥哥女友的时候，妹妹站了起来。她们热络的谈话因此暂停了一下，我挤出一个笑容：我很乐意待在这儿谈天，不过这会儿我得去抽支烟了。
晚饭，我们吃从船坞那里抓来的螃蟹。妈妈把报纸铺在餐桌上，结果我们胳膊上都印上了很多字。让大家意外的是，时令还没到妈妈就弄来了“银女王”，粒粒都像金子一样。哥哥像一般人那样吃着玉米，而不是像打字那样吃完一行再吃下一行；通常他都在吃完一行，用手一推玉米棒的头，像打字机一样开始下一行的工作。
因为妈妈问起，朱丽娅告诉我们她在旧金山有个哥哥，在巴黎有个妹妹，他们每年都会参加她妈妈在南安普顿的周年“庆典”。朱丽娅讲起话来字斟句酌，用词都是些我从没听说过的——在我听来，她似乎正在争取一份做活字典的工作。
妈妈朝我丢了个眼色：别光在那里傻笑。
朱丽娅虽然说话缓慢，却用快过别人两倍的速度撬开了她的螃蟹。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于是为我做了示范：最关键是在肚子那一面，然后她告诉我怎么样掀起来，这样硬壳马上就被拿掉了。亨利也凑过来观看这一过程。
爸爸问起了她和亨利供职的那家出版社。朱丽娅把他们的老板形容成一个极为出色的编辑，一位货真价实的绅士。哥哥微笑着说：“每天早上我们打开邮箱时，麦克布莱德先生总在屏幕的右下角问我们：‘心肝儿们，我们赚到钱了吗？’”
我很想在下次去看亨利时亲自会会这位极为出色的编辑兼货真价实的绅士；然后我又重复了一遍麦克布莱德先生告诉过我的我哥哥“阿隆”是不可替代的故事。
爸爸说道：“汉克·阿隆。”不过这话他更像是在和自己说。
但朱丽娅对我们说：“作为狂热的垒球迷和年届八十的老人，麦克布莱德先生必须得到大家的谅解。”
我暗想，极为出色的八十岁老头兼球迷也会去参加“庆典”的。
接下来我问了个问题：“你们的同事知道你们两个人的事吗？”
爸爸瞪了我一眼；我用同样的眼光回敬他：为什么我想知道的东西都是不应该的？
亨利转移了话题：亨利已经由实习人员被提拔为助理了。看得出他想让爸爸妈妈高兴，但我马上就看出来至少爸爸并不怎么高兴。至于妈妈，很难说她的反应到底如何；她在家里总戴着面具（她一直化妆）。
我于是意识到，问题出在大学的学业上。亨利还没有决定今年秋天是否开始在哥伦比亚的学业。
他已经转过四次学，如果再算上两次到布朗大学那就是五次。每次他给出的转学理由总是那么的充分，富有逻辑，比如“课程的选择比较好”。不过我更想知道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些原因。
上床之前，妈妈告诉朱丽娅她和我一起睡——当然是在我的暗示下。我领着她来到楼下我的卧室，那卧室已经完全被一张大双层床占满了。这床能睡四个人，但经过试验我意识到，只有一个人睡在上面时才会觉得舒服。
“双层床”，她似乎非常高兴地说，“就像在外面野营。”
单间，这才是我的真实想法：就像监狱。
我问她想睡哪个铺，她选了靠外面的下铺，这就是说我得睡在里面的上铺上。我给她拿了新毛巾，然后留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好让她宽衣；过了一会儿，我敲了敲自己房间的门，她回答道：“请进。”
她已经在被子里躺着了，于是我把灯关掉。我攀上我的铺位，捋掉床单上的砂子。然后我们互道了晚安。但过了几分钟，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于是我又不得不解释说这房子里的门框不紧；房门会整晚开了以后又砰地关上的。然后我们又“晚安”“晚安”了一遍。
我闭上眼，尽量设想自己是在楠塔基特。
我们以前在那儿租的房子有一条寡妇之路——那是房顶上一块方形的走廊，人们认为船长的妻子们就是在那儿守望，等着他们丈夫的船只归来。晚上，我们会听到吱吱声和哀叹声。有一次，我甚至认为我听到有脚步声顺着寡妇之路在走。你能够感觉到这房子里的鬼魂，他们用最极致的方式恐吓着你。
如果这房子里曾经有鬼魂的话，那她们也肯定不是为了迷失在大海中的丈夫；她们把门弄得砰砰作响，那是因现代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来的，比如说，没得到可以去滑水的允许。
有朱丽娅躺在下边，我根本睡不着；不过我知道朱丽娅也睡不着。我们在黑暗中醒着，彼此静听着对方。我们之间的这种静默既亲密又敌对，就像两个人在比赛注视对方。但朱丽娅不过是在等我睡着，这样她就可以去楼下我哥哥的房间了。我听见她光着脚走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然后亨利的门轻轻地开了，接着又关上了。
爸爸和亨利去考察想要买的游艇，不过我猜想他们是要讨论关于哥伦比亚的事。
妈妈、朱丽娅和我在海滩上散步。我在她们后面走着，时而走在海水中，时而从海水中跳出来，想找到一些海玻璃。妈妈在跟朱丽娅描绘上次我们在纽约恰巧碰上的那次展览——盘子，银器，还有水晶制品，都是皇室用过的——朱丽娅也去了那次展览，不过她是专程去的。
举办那展览的博物馆很像富有的老女人拥有的一座不想让人造访的房子；所有的人都得细声细气，轻轻移动步履，似乎想造成一副他们根本就不在那儿的假象。访客留言簿上要求参观者对展览发表意见，从来不错过任何一次夸奖别人机会的妈妈在上面写了这次展览是多么多么地好。我则写下了：“闷得要死。”
听她们两个人讨论餐具的同时，我又将关于那次参观的回忆温习了一遍。她们以同样的热情，源于同样的理由，喜欢着同样的一些盘盘碗碗，以致于我想，亨利也会愿意和妈妈约会的。
但我把这些告诉亨利时，他说：“我妹妹真是弗洛伊德。”
朱丽娅在厨房干着我平常该干的活儿，往桌子上摆餐具，还帮着能和她在心灵上有共鸣的妈妈准备一些前菜。
在亨利收拾回纽约的行装时，我坐在他的床上。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做一些别的什么事——在收音机上换台，翻看一本杂志，或是给吉他调音。他根本不用朝我这儿看；他知道我还在那儿，因为我马上还有下一个问题要问。
“你应该读一些弗洛伊德的书”，他说，然后他就走到他的书架那儿，看他有没有关于弗洛伊德的手册什么的。他并没有找到，但他还是接着说弗洛伊德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家，就好像这是我和他在这个周末仅有的两人独处的时刻想和他讨论的话题。
我想起来要谢谢他，为了上一本他从工作的地方寄给我的书，那是一个挪威哲学家写的。他问我：“你读了吗？”
“读了”，我说。“我花了一个月一个下午读完了。”
他转过身来冲着我说：“你知道吗？你每次说话的时候，你的智商都在50上下？”
我不知道这算是夸奖还是讽刺，但我不怎么喜欢他看我的方式——就好像从很远的地方看他的新生活一样。于是我对他说：“没有人愿意被别人冲着面孔说话。”但马上我就觉得自己说得不好。“不过”，我说，“E=MC2 。”
亨利笑着打开一个抽屉。他跟我说他去听了那个挪威人的演讲。“想想看，我要尽力去理解用你听过的最重的口音阐释的哲学”，他说道。“现在又加上了兔唇。”
但他说，所有的人都装着听懂了演讲，然后他就模仿起严肃地记笔记的样子。不过他自己打断了自己的模仿——他在书架底层发现了弗洛伊德。
他翻着书寻找他希望读给我听的那一段，他找到了。“看，弗洛伊德说：‘把带有这样错误的关于性的哲学倾向的年轻人带入社会’，就好像‘给一个要去极地探险的人配备了夏装和意大利湖泊分布图’。”他摇了摇头。“这是个脚注”，他说。“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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