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韩国小说三篇
作者：李清俊
“这儿来两杯热咕啡（注：“丈夫”发音发得不准，所以用了“咕啡”这两个字）吧。想让你们卖点儿贵的凉咕啡，但这儿这么凉怎么能再喝凉的呢？”
干涩的高声立即传到各个角落，她就像被人击中了要害，缩了一下身子。她仿佛又听到刚才因“帕斯瓦搭罗”引起的笑声又回响在耳畔。
“哎呀，他们自然会过来让你点的。”
“在这儿干坐着干啥呀？赶紧留下座位钱，起来吧。”
“还有很长时间呢。这儿不好吗？凉快，还能看现在的小年轻是什么模样……”
“一滴油都不出的国家，为了大白天玩乐的小子们这样浪费电，太不像话了。”
丈夫只要一张嘴就能上纲上线，她把脸背过去，心想这样可不行，但如果问她什么不行，她也说不上来，她的心思纷乱而又模糊。咖啡来了，丈夫说最近他也喜欢上了黑咖啡，味道还可以，边说边发出喝牛肉汤的声音。
“什么时候走……他们？”
“他们得按美国的开学时间到，这几天应该走吧。”
“你让他们在咱家呆到那时候多好，有儿子的家应该有这样的特权吧，至少……”
“你倒挺喜欢儿子。”
她因为心底窜上来的反感用嘲讽的口吻说道。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什么时候说错过话？”她本想顶他一句，但后来就笑了。到七十年代末，丈夫还只是个普通教师，等当上了教导主任、校长之后，丈夫还是觉得那时候——当普通教师的时候，才是他人气顶旺的时候。她怀疑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能有多大的人气，但是丈夫在那个位置上有当校长或教导主任的盼头，也就是按丈夫的理解，从那时候开始自己踏上了仕途。那时是连儿童的意识都被新村（注：新村运动指的是朴正熙总统发起的改变农村面貌的运动。）精神左右的维新年代。那段时间，现在去回想一下都有些喘不过气。丈夫当班主任的班级里满墙都贴着“国民教育宪章”，孩子们也因为连落后生也无一例外地能把“国民宪章”倒背如流而名扬全校。为了检验学生是否光有嘴上功夫，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宪章的意义，在全郡范围内举行了比赛，他们班也拿了第一名。他当上教导主任、校长、历经了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每次换总统，校长室的正面墙上就煞有介事地挂上总统的大幅照片，那并不是因为农村学校才这样，可能政府的部长室也如此，问题在于无条件的追从。就像换了主人的奴隶，主人的姓名或人品无关紧要，关键是人家是你的主人。换上照片之后，他的表情和语气也跟着照片发生变化。每次在早会时发表的喋喋不休的言论多半也是从最高权力者的语录中抄下来的。如果丈夫是一心只想往上爬的高官显贵的随从，那么她也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或者如果丈夫是在最底层如履薄冰的教育公务员，所以小心谨慎地行事，而回家后哪怕对老婆流露出那么一点点的难以忍受和厌烦的情绪，那么她也一定会好好安慰他才肯罢休的。因为她能理解，丈夫作为家长肩负着养家糊口的孤独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也许比正义感显得更加悲壮。
但丈夫是个无需安慰的人。哪有比无需安慰的人格更加让人忍无可忍的呢？他的这种对权利的顺从，不是强加的，也不是有意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是他毫无魅力可言的本质之类的东西。她从来想都没想过和他再在一起，不愿去想。但今天是表面上的分居理由完全解除的一天。
她把丈夫独自留在校长馆舍，领着兄妹俩来到汉城是采静考上大学之后的事。采静念的农村高中还是第一次有人考上了汉城的名牌大学。因此，学校在正门上挂了横幅，大张旗鼓地宣传学校出了个大学生。父母有多么自豪不用多说，为此她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但是在伺候应试的孩子方面，有了一些心得和自信。女儿终于能离开那个农村旮旯，她心中充满了喜悦，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采静下面有正在念高中的采勋，她希望儿子能上更好的大学。丈夫的想法是不能让已成年的女儿一个人在外地，他们俩的想法不谋而合，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不管是他们俩人还是在别人看来正常不过的分居生活。她第一次在汉城租的房子是地下室，楼上上厕所的声音，打哈欠的声音都声声入耳。但是这些声音，反而让她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离开校长馆舍的事实，这使她无比欢畅。在校长馆舍仅隔着一堵墙天天听到的一百年都不变的校长的早会训话曾经让她的耳膜发麻，学生们背后议论的不满的声音也还余音袅袅，那种生活像严刑拷打一般让她不堪回首。
伺候孩子们只是她的借口，她猛然领悟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再当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校长夫人。分居之后丈夫的工资每月几乎全部汇到了她的户头，丈夫给自己留下的钱，少得可怜，以致于让人怀疑用那点可怜的钱他是怎么生活下去的。但是她带着两个孩子，用那些工资在汉城生活也是紧巴巴，所以也就视它为理所当然的事。这样过了不久，为了给采勋找家教辅导功课，她也开始找活儿干了。刚开始时，她在居民小区附近的商业街给做化妆品生意的朋友帮忙，后来把朋友的生意接了过来，除了卖国产的化妆品，还卖一些进口的，慢慢收入开始增加了。有时候她都有些不相信自己有这种挣钱的手腕，而且她做生意运气也不错，也许是托孩子们的福。两个孩子的学费开销最大的时候，她的收入也曾经达到了高峰，后来附近建了大型商场之后她的小店也开始走下坡路，同时孩子们的学费负担也减轻了许多，后来也就干脆不做了。她自己没有收入的时候，三个人全都依靠丈夫的工资生活，因此没有更多地去想过丈夫的处境，挣得多了，又觉得丈夫的汇款实在是微不足道，还是没担心过丈夫。对历代政权都竭尽忠诚的丈夫，不知何故，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被提前退休了。
与这个消息同时传来的还有丈夫在和学校毫不相干的地方（三·八线附近）买了一些地和旧房子，要去那儿住。因此她也免去了丈夫退休后怎么和他一起生活的担心，只是心里想如果丈夫犯了瘾——对着麦克讲话的瘾——该怎么办，忍不住笑出了声。退休后，丈夫的退休金还是悉数进了她的户头。孩子们似乎偶尔去那边看看，孩子们说，他们临回来时跟爸爸讲过再坚持一段时间之类的话，看样子丈夫的“田园生活”不是很惬意。孩子们时常也对她也说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们总觉得妈妈因为他们才和爸爸分开住，很对不住妈妈。但她又想，孩子们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为了不让父母在他们各自结婚后让他们分心或成为小家庭的负担，也许是在防患于未然呢。他们或许在想，把爸爸妈妈拴在一起让两个人相互抵消能量才是上策，他们就此也能把自己解放出来。
她故意从来也不去看丈夫过着怎样的“田园生活”，想让孩子们感觉到自己对丈夫的冷漠。并且觉得既然丈夫没和自己商量一句就如此“周到”地安排好了日后的生活，那么丈夫也许和她想的一样，把分居状态延续下去。所以她和丈夫之间也有类似于自尊心比拼之类的问题。和丈夫继续分居是她求之不得的事情，她更没有理由去看他。他们俩的分居就如同破败的茅草屋坍塌下来一样，是平静的散伙，连整天顶着一个屋檐生活的孩子们的耳朵也没有听到。
“你就那一套西服吗？今天穿别的西服多好啊！”
她看见丈夫的棉麻料裤子有很多褶皱，上衣的领口上好像有吃泡菜时不小心溅的污渍。
“怎么，这西服怎么了？不是说最高级的吗？”
“最高级的也不能每次都穿。这不是儿媳妇的礼单（注：结婚时儿媳妇给婆家送的礼物，通常是衣物。）吗？结婚那天穿一次就得了，成天穿着她们家会怎么想？”
“什么成天穿？婚礼那天穿了一次，今天是第二次。夏天扎领带的西服倒贴给我钱都不想成天穿。”
“亲家人看不是成天穿嘛。婚礼之后这次是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你应该多花点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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