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蚂蚁王国等十一篇
作者：爱娃·达特诺娃 等
齐娜伊达开始吃苹果，掰下几小块递给叶甫盖尼奇。
叶甫盖尼奇嗅嗅苹果，很斯文地咬了几口。
晚上卡兹诺夫来了，付给我和库兹涅佐夫应得的报酬，皱着眉头说：“你把这畜牲送人算了，别带着它来上班。把一只老鼠和‘公司清算’的广告牌弄在一起像什么话呀！”
我试图反驳，可是卡兹诺夫并不想听。
齐娜伊达安慰地说：“没关系，可以给它买个笼子，明天我带些锯末来。”
我想也许是吧，如果有个窝的确不错。她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人，善解人意。
第二天来了一个新手——大爷，围了一条鲜艳的围裙，上面写着“热点休养证”。他没有经验，滑稽可笑。当别人把他所发的广告单扔在地上，大爷摇摇头，又委屈地耸耸肩，捡起来，小心翼翼地展平，重新分发。
“大爷，”库兹涅佐夫劝说道，“不要白费心机，省省劲儿吧！”
大爷沉默着，他并不指望和我们打交道。可是库兹涅佐夫不愿这样，时不时地送酒给老头子喝。傍晚大爷和我们就混熟了，开始聊起他的生活：比如他的战友在战争中被炸断了一条腿，那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人世间的不公正。
齐娜伊达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很快就变成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我隐隐约约听见她向大爷抱怨，说自己爱得太深，因而忍受着非人的痛苦。大爷却说：“这不是爱情，不可能有爱情。”
齐娜伊达问道：“不可能有爱情，这痛苦又是什么？那么我经历的是什么？”
“这……”他说，“这是生活给你带来的痛苦，你走投无路，整天像只无头苍蝇，东撞撞、西碰碰，突然就撞到某人，你就整天地思念着他，为了不虚度时光，你开始试着去解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于爱情的东西。”
“是、是、是！”齐娜伊达愉快地赞同道，“是，就是这样——她很乐意用思念这个词来形容爱情。你真是个智者！”
大爷得意地回答道：“这算啥，都是我胡诌的。”在他的脑袋里有如此深刻的真理，这样的真理来自于所有的生活经验，也许会拯救全世界。
“那就说给我们听听，”库兹涅佐夫微笑地问道，“说不定也能拯救我们。”
“我真是不想在你们身上浪费时间，要说也得上电视说去。”大爷说，“那样全国观众都能知道……最好从演说中一点不被删掉……这样的话……”
我和库兹涅佐夫抽着烟，对视了一眼。大爷还在抽“普利马”，解释说：“其实我不应该抽烟，肺都腐烂了。”
卡兹诺夫来了，付给我们一天的工资后就走了。
齐娜伊达也开始收拾东西，她说：周五是她的生日，打算邀请大家去做客，只是地点没有定——因为她不喜欢别人去她家。现在正好是四月，生机勃发，春情激荡，到处都是对对情侣。我和库兹涅佐夫点点头，但是我们清楚：要是不在家里——她的地盘过生日，这就意味着：蛋糕、沙拉——休想！更惨的是一切东西都得由客人掏腰包。
当齐娜伊达一瘸一拐地往家里走的时候，只有大爷说道：“应该尊重！应该的！”
大家决定为她祝贺生日，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孤苦伶仃，而且如此痴情。
提出两套方案：最节俭的一套——提着波尔多红葡萄酒去公园庆祝；最奢侈的一套——请她去餐馆吃一顿。大爷极力证明要办得阔绰一些，要玩得尽兴一些，甚至最后还要放焰火助兴。我和库兹涅佐夫坚定地捍卫我们对大自然和清新空气的热衷。
最后达成协议：先去麦当劳吃饭，再去公园喝酒。大爷乐颠了。
在家里，被遗忘的叶甫盖尼奇待在罐子里头，用爪子使劲地挠着玻璃。我看见它那徒劳的努力，望着它那双无助的眼睛，感到它在恨我。
我把它从罐子里取出来，放在肩上。小老鼠习惯性地嗅了嗅，从那条熟悉的小路上溜到衬衫里面。为了不让它委屈，我开始给它讲述一些刚刚发生的事，讲大爷的故事，还有齐娜伊达周五的生日聚会，还说她将在日内给它带锯末，那样叶甫盖尼奇就可以有一个真正的窝。
叶甫盖尼奇听着，闷闷不乐。
我说：这样的事我们不大会安排，难道我和库兹涅佐夫都不会生活吗？顺便说说，我想起了冉卡•古谢夫——我读工程技术专业时的同班同学，这家伙很会生活。你看，他说到我家小住一周，结果就一直住下了。
那时我还在餐馆做接待生——穿着制服站在门口。冉卡说让我替他说点好话，他也争取做个服务生。
当然很快我就被炒了鱿鱼，也就没太注意他的消息。过了一年，听说他自己开了一家餐馆，更确切的说，整个一个剧院。
把椅子换成了沙发和带扶手的摇椅。服务生（冉卡亲自从国立戏剧艺术学院挑选的大学生），举止亲昵，总能讲些笑话让你开心，她们还会应顾客邀请陪着喝酒，为顾客点烟，参与任何闲聊，让那颗澎湃的无节制狂饮的心变得轻松平静。要是听到打碎杯盘的响声，却鼓励说：“走运了！”如果刚进来的人手里拿着菜单，他们则客气地问：“想吃点什么？”
有时候，冉卡就是舞台上的主人，说说祝酒词，邀请太太们跳舞。
餐厅有了自己一帮常客。冉卡穿梭在餐桌之间，招呼着客人：“谢尔盖•伊万内奇，谢列兹涅夫的别墅你买了吗？”“这两天咋样？”“不，德尼森科还没有出现？”新来的客人也很容易熟悉这一切。饭桌之间也就生出了哥们儿意气。
人们蜂拥而至，没有座位。大把大把的钞票都进了他的兜儿，服务生也捞了不少小费。
我去过那两次，见到脸颊绯红的姑娘玛莎，叉着腰（她表现为一个恶妇），责备那些松开领带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他们粗鲁地狂笑。其中一个推搡着另一个的胳膊说：“真像你的，对不？”
直到有一天在公园里冉卡遇到一位太太以前（这是一件又陈旧又无趣的故事），餐厅生意总的来说还算红火。那位太太翻着一本外国杂志，冉卡就坐在她旁边，喝着自己必备的“Holsten”，不时瞟她几眼。一切相安无事。突然，一团巨大的鸟粪从天而降，直接掉在杂志美丽的彩页上（而且还粘在她一缕头发上）。太太惊恐地尖叫了一声，好像在骂：“俄罗斯，他妈的！”（听得不太清楚）
要知道，冉卡是个爱国者，当然会很气愤，准备为本国麻雀辩解，可是这个外国女人有几分姿色，他便改变了初衷，非但没有捍卫国家的尊严，反而骂起那只可怜的麻雀。他回去后解散了自己的剧院，打发了厨师，便飞去了美国，永远。
这就是我想说的，叶甫盖尼奇，有些人很会生活。
叶甫盖尼奇安静了下来。
睡觉之前，我把它放回罐子。它在里面孤单地蜷作一团，仿佛在沉思我给它讲的事儿。
星期五下班以后，按事先约好的那样去了麦当劳。
齐娜伊达穿着牛仔裤，有时她会忘记拉上拉链（我们仨同时移开视线，不打算告诉她，），她也清楚类似这样的事儿，经常用手摸一摸拉链。
库兹涅佐夫吃起巨无霸来笨手笨脚的，番茄沙司到处滴，因此他不好意思地说：“一切都好，只是这儿不让抽烟。”
“没关系，走吧！去散散步”大爷说。
的确，我们的节日过得并不开心——我们所有人都明白这点，太爷总是唠叨着“散散步”。
人们来来回回的，只顾吃东西，把胃塞得满满的，很快袋装食品就被吃光了。我们一直坐在那儿，坐了很久，长时间坐着，似乎想延长我们的愉快心情。
最终库兹涅佐夫，还是抵不住香烟和波尔多红葡萄酒的诱惑，说道：“吃的差不多，马上精彩的节日就要开始了。”
一路上装着酒瓶的塑料袋奏出了清脆的旋律，预示某种欢乐的到来。
波尔多红葡萄酒很棒。我们把甜美的话语都献给了齐娜伊达：你是世上最善良，最富情趣，最美丽的人。她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就忘了检查自己是否拉好拉链。我们轮番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意。
大爷由于自己上了年纪，（也许是由于伏特加）又聊起陈年往事，又回忆起混淆了思念与爱情的事儿。他变得语无伦次，只是不断重复：“应该把话说出来，应该把真理告诉人们。如果没有告诉给人们，我是不会这样平静地死去，要知道应该拯救所有的人，拯救他们。”总之照库兹涅佐夫的话说，他把自己看作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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