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蚂蚁王国等十一篇
作者：爱娃·达特诺娃 等
春天匆匆过去了，酷夏接踵而来。从胳膊肘到手，从脸到脖子都晒得黝黑黝黑的，其它部位还是白白的，照照镜子，真有些别扭。
叶甫盖尼奇也受着这份活罪——特别是在罐子里头，真像在保温瓶里一样。去了动物市场可怎么也买不着笼子。一天我把它从瓶子里取出来，放在地板上。“快活动活动呀，叶甫盖尼奇,”我说，“你是自由的。”它可纳闷了，站着，又转向我瞅了瞅，动了动胡子，然后跑到厨房的角落里，在背光的地方待着。我的宝贝儿它钻到什么缝儿里了。
库兹涅佐夫常去齐娜伊达那儿溜达。她在郊区有一座小屋子，节假日他俩就结伴去了那儿，不知搞些什么勾当。
“你们是在……”我饶有兴趣地问，“谈恋爱？”
库兹涅佐夫神秘地说：“也许，是恋爱，不过也可能只是在帮帮她。”
因为酷暑和在菜园里劳动，齐娜伊达可瘦了不少，于是她就买一条工装裤。他俩相互使着眼色，也许这里头有些名堂。
卡兹诺夫自己做起了生意——卖中亚式的刀削烤肉，现在我们换了个头头——英俊而且健壮的亚美尼亚人。
大爷咳得直冒汗，除了他的真理也不再说别的。看着他让人痛心。月底我离开了公司，坐在家里看电视。好像每天晚上叶甫盖尼奇都会跑到厨房里，刨着出口。
冉卡不知为啥从美国来了个电话，聊了很久：他已经离了婚，现在干着卖俄罗斯纪念品的小买卖，还说，如果我在这方面想干点什么，可给他去个电话。他说自己非常苦闷。我对他说：“回来吧，哥们儿一起坐坐，喝喝啤酒”（当然，那只是信口开河）。他却回答：“现在回不来了，过去还差不多。”刚离婚时，我和他聊聊过去的事还行，现在不行了，我可不能说这些了。
他还说：白种人在那儿处境不好——被少数人压制着：一是伙同中国人一起联合的黑人，另一些是女权主义者。有一回我想要帮一个女士提包，她却以上法庭威胁我，还说我企图侵犯她的权利，自己完全拿得动，还给了我一嘴巴。看来她完全不需要男人。
于是我又敷衍他说：“回来吧！”冉卡反而有些生气：“我回去跟你一块儿喝酒吗？”他挂了电话，神经质！
八月份，秋雨绵绵，我接到了库兹涅佐夫的电话，他说，大爷快死了，就是咽不下那口气——整天地嘟囔着他的至理名言。而他们（包括齐娜伊达）打算帮助他完成最后一个愿望，好让他无牵无挂地安安静静地走。
我也赞同，该去帮帮忙。毕竟我们都是干广告的。
老规矩，我们在地铁旁的第三级台阶上碰头。
“总的说来，”库兹涅佐夫立刻说，“应该让大爷说点什么，让他倾吐积蓄已久的情愫。”
我不太明白。
“你指的是什么？”我说。
“我们马上要找到一个可以租摄像机的地方……让我的邻居装成摄像师……让大爷好好地倾吐积愫，安安静静地离开。”
“这不是欺骗他吗？”我明白过来。
“这可不算欺骗，”齐娜伊达说，“当然这是谎话，但这是善意的谎言……”
我有些不愿意，这并不是良心使然，而是因为我们将欺骗他一生的信念和梦想。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明白吗？”库兹涅佐夫解释说，“这样他心里那块石头就会落下来，大爷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又怎么办呢？没关系，最重要的是应帮助他。”
“好吧，”我说，“那就摄像吧。那我能干些啥呢？”
“凑钱租摄像机，那种带三角架和麦克风的要一万卢布，当然这会体面一些……可是我们还缺二千。”
我明白了，要是钱够了，也许想不起我。库兹涅佐夫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辩解说：“当然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去看望大爷，哪怕没有钱也行。”
大爷确实病得不轻，干瘪瘪的，晒黑了的脑袋靠着枕头，一动不动的，人也瘦了一圈。床旁边搁着一张老式的椅子，上头摆着药和装有不同饮料的杯子。
我们的到来让大爷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又咳了起来。他想起床，库兹涅佐夫摆摆手说：“躺着，不要动。”大爷有气无力地跟我握着手，仿佛要证实：看吧……你们都看见了吧！
“没什么，”我说，“你想想，谁都会生病的。”
后来大爷发现了带着摄像机的亚历山大，他就是库兹涅佐夫的邻居，被我们请来扮演摄像师的人。大爷疑惑地盯着他：
“这是，”库兹涅佐夫显得有些慌张，努力装出很兴奋的样子说，“我们要给你录一段节目……我们这儿都商量好了……人也找到了，门路也有了……那就开始吧……（亚历山大友善地、饶有兴致地点点头），据说，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思想与大家分享，如果这是为了共同的幸福，像你，我们的同行……就让他说出来吧，让大家都能倾听他……”
大爷精神焕发起来，幸福地眨巴着眼睛。
“那就开始吧，大家注意了……各就各位，大家……像他那样……现场直播……”
库兹涅佐夫语无伦次起来，转过去与亚历山大搭话：“我们要拍多久？”
亚历山大煞有介事地看看表：
“整整十二分钟。”
他扮摄像师很不错。
大爷开始慌乱起来，要下床：“不行，可不行……等等，我不能就这幅样子在全国观众面前露面……现在……赶紧打扮打扮。”
他坐在床上，下不了床：
“柜子里头……驼色的西服……”
我们开始在塞了一大堆沾满烟味的家具什物的柜子里头找他的西服。
“找到了吗？”大爷焦急地问，“找到了没？……现在找衬衣，在地上那个包里……崭新的……找到了吗？”
“不着急，还有时间……找到了……”
“还有领带呢?”
“领带也在这儿，有，有！”
大家开始帮他穿衣服，齐娜伊达笨手笨脚地打着领带。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大爷激动地说，“还有裤子……”
“不换裤子也行，”亚历山大看着我们手忙脚乱的样子，突然说，“不用全身打扮，反正只拍半身。“
“就是不能在床上拍，这个样子和观众打照面可不行,”他忐忑不安地说，声音如此虚弱无力，我有时觉得他好像马上会失去知觉。“帮帮我，下床去，到窗户旁边拍……”
我特别不想再看这一场面，想跑出去透透气儿，享受即将逝去的夏日绿色，可是帮忙总得帮到底，没办法还得继续。我很想知道他会说些什么。在他干瘪瘪的、褐色的脑袋里还珍藏着什么真理。说不定这个真理有一些什么价值。
大爷像吃饭一样坐在桌子旁——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下身却套着肥大的带条纹的齐膝短裤。库兹涅佐夫向亚历山大使了个眼色，又看看表，挥挥手说：“可以，开始！”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当亚历山大把眼睛凑到摄像机的目镜前时，我匆匆忙忙地把麦克风递到大爷嘴边（我甚至忘了打开麦克风）。大爷艰难地挺直腰板，他望着我，目光咄咄逼人，又惶惶不安，然后向前栽了下去，死了，我突然意识到大爷真的走了。
库兹涅佐夫摸了摸脉，疑惑地摇摇头，好像被骗了一样；他说真是的，到底还是没说出来，白忙乎！
邻居亚历山大因为卷入这摊事儿，心里别扭得慌，只好傻乎乎地在那里摆弄着摄像机。觉得参与这事儿拖累了自己，但又不好意思马上溜掉。
大爷过世了，我们并没有哭，只是一个劲地喝酒。
“我才冤呢，明白么，冤呀，”库兹涅佐夫低声说道，“你们明白吗，我因此失掉的一些东西，一些机会呐……”
我怎么也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于是就想问个究竟。但是库兹涅佐夫沉默着，我也不便再追问下去。
天气一直都阴沉沉的，但没有落雨，每天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马上就要下雨了。人们带上了伞，轻松展平花花绿绿的伞面（总归没白拿）。从天上确实落了几滴雨，可也就掉了这么几滴。雨并没有下。也许会因此把这种等待雨来的感觉越拖越长，仿佛一些不可预知的重大事情将要发生，好像有什么人轻轻推了一下齿轮，一切重新开始运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21] [22]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