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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密码》背后的人
作者：莉萨·罗格克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布朗认为他和达·芬奇的宗教观完全一致。“虽然达·芬奇与教会抗争多年，但实际上他是个很崇尚精神信仰的人。”布朗说，“他一生都在为能勾画出永久的生命而不停地探索，但教会却认为他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包藏祸心，意图欺骗终极世界的上帝。我们都认为达·芬奇没有完成永久生命的探索。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很有意思和意义的尝试。”很快，布朗就发现教会把曾经对准达·芬奇口的矛头指向了自己。
布朗决定将自己以后的一切都押在列奥纳多·达·芬奇身上，而这个艺术家暗藏在他自己艺术品中的密码和谜团就由罗伯特·兰登来解开。布朗又开始忙碌起来。没多久，他就有了进一步的计划：罗伯特·兰登不仅将在这部新作里再度出场，如果可行，他将成为以后自己每部小说中的主人公。
就这样，布朗开始了新一轮尝试。为了全力打造兰登，他进行了一系列小说构思。这个符号学专家不仅会在下部小说里隆重登场，而且以后的每部小说都将成为他个人展现的舞台。对密码和谜团极度痴迷的布朗还决定将第四部小说设计成一个密码的大本营，将来每部作品里出现的密码都是这个大本营的分支。这不仅能让他在精巧的故事构思和绝妙的故事情节里过足“寻宝”的瘾，而且兰登这一系列人物的出现无疑可以紧紧抓住读者的视线，一起去感受一次又一次生死的体验。读者喜欢，销售额自然就会不断攀升，自己的身价也就与日俱增，出版社自然愿意跟他续签下本书的合同。
一想到要创作一套兰登系列小说的计划，布朗就兴奋不已。为此，他冥思苦想了十二部小说的故事题材和主线，尽管他也曾坦言：“我可能没有机会把他们都完成。”
有些人就在推测，布朗是不是担心自己中途会发生意外。我们且不妄加判断。但布朗的确非常希望在动手创作另一本风格与《达·芬奇密码》类似的小说之前，自己能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如果从收集资料到创作结束，能在两年或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一部小说，他还是有机会完成这个大工程的。
事实上，自从2002年初交上《达·芬奇密码》的手稿到2005年末，布朗一直忙于《所罗门钥匙》的创作。这本书——十二部小说的第一部——花了他三年的时间，而且到现在还不见完稿的踪影。除去他为每本书作宣传的时间——偶尔休息度假的时间——三年半一部小说，布朗在完成兰登系列的最后一部时就已经快80岁了。可以推算，布朗中途转换方向的可能性很大。
一切都定下来之后，布朗就开始从《天使与魔鬼》剩余的材料中挖掘新的创作灵感了。第四部小说将成为他的巅峰之作，成为兴趣爱好与学科研究的最佳结合：宗教、密码、艺术和秘密组织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布朗预感到，或许它将一炮而红。
同时，布朗也清楚，如果这一炮要是没红的话，除了破产，他将无路可走。与音乐创作相比，他更喜欢创作小说。创作让他找到了展示自我的舞台，找到了兴趣与现实的完美结合点，让他再也不必曲意逢迎那些自以为是、自吹自擂的人，再不必为了迎合市场而改变自我。只要有机会，他愿意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精雕细琢地去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毕竟出版界里到处都是像他这样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的人和在每本新书里慢慢成长的人。
布朗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如鱼得水了。他开始憧憬成功将给自己带来什么；他已经太熟悉失败的滋味了。
第六章 破釜沉舟
布朗的第三部小说《骗局》于2001年8月出版上市，销售势头并不看好。布朗成为一名职业小说家的梦想开始摇曳起来，甚至开始怀疑第四部小说的构思是否明智了。
他和布莱斯像以前一样，开始准备为新书作市场宣传，但这一次，他们却发现根本无从下手。《数字城堡》涉及到时下流行的网络安全问题，还能吸引公众的眼球；《天使与魔鬼》也还能当作一本导游手册卖；而《骗局》，这个与冰河、国家航空航天局和一位权力欲望膨胀的总统有关的小说，再怎么延伸拓展，也难找到卖点。
祸不单行。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事件让一切都陷入了慌乱和停滞之中。那个秋季出版的一些早先很看好的作品一时间都销声匿迹了。《骗局》也在劫难逃。这部惊险小说里的许多场面描写现在看来都成了无稽之谈。不仅如此，在一片慷慨激昂的爱国声中，民主和共和一致对外的大环境下，它所反映的总统职权腐败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此时此刻的美国民众只想知道如何将炭疽病毒与其他白色粉末区分开，怎样才能确保电脑存储的数据资料安全完整。
2001年9月11日的丹·布朗跟平常一样，在埃克塞特那间没有任何通讯设施的办公室里奋力创作《达·芬奇密码》。这时，布莱斯走了进来，告诉他这个消息。
创作《数字城堡》的过程中，布朗接触过许多情报材料，他的第一反应自然也就可想而知。“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布朗忧伤地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布朗总是烦躁不安，心神不宁，根本就无法写作。“写小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布朗痛苦地说。“看着周围这副情景，你又怎么能躲在虚构的世界里独自享乐？这对国家又有什么帮助？”痛苦过，彷徨过，布朗最终还是决定重新拾起手中的笔，继续创作《达·芬奇密码》。他希望能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什么。“我希望我的书可以使他们暂时从痛苦慌乱的现实中解脱出来。”布朗沉静地说。“记忆需要一个释放的空间。”
也许是因为9·11的刺激，也许是出于一种不甘的精神，布朗和布莱斯拿出了前所未有的耐心和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到《达·芬奇密码》的创作中。布莱斯对故事主题的精辟见解成为小说的灵魂所在。
“我的妻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布朗感激地说道。“是她的博学多识，她的谆谆诱导让我在迷茫困惑中振作起来。”布朗更加努力地创作。闪动的笔尖流淌出了最为巧妙精致的故事构思，最为扣人心悬的故事情节。“写书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布朗笑着说。“就算是我的死敌，我也不愿让他承担这种痛苦。”
“你想象不到有个志同道合的人在身边对自己会有多么大的帮助，特别像《达·芬奇密码》这种情况。一个同样钟情于艺术和达·芬奇的人会对你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写，达·芬奇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信仰是什么。’”布朗幸福地说道，“非常幸运，我就有这样一个同伴。”
《达·芬奇密码》的创作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布朗对妻子的感情，而且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布朗对宗教和精神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而这种改变没多久就发展为质的改变。
“对着这样一个爆炸性的研究主题，以这样投入的工作状态，没有哪个人的人生观不会发生改变。”布朗说道，“开始我以一个怀疑者的眼光来研究《达·芬奇密码》，以为自己可以推翻那个理论。但数次欧洲之旅和两年的调查求证之后，我却成了它的帮手。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本小说向世人揭示的理论已经被历史搁置得太久了。”
自己的发现却与父母、老师和牧师对自己的教导大相径庭。“面对这种天壤之别，我一度苦恼不堪。于是，我向一位历史学家朋友请教‘同一历史事件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记录，历史学家怎么平衡这种矛盾？’他听完后非常欣赏我的独特见解。”布朗说道。“他告诉我当我们阅读和阐释历史时，我们并不是在阐释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们只是在阐释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说深点儿，我们只是在阐释他人的阐释。”
“许多历史学家现在都深信这一点，面对历史的准确性问题，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如何才能保证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法回答，但它并不阻止我们对历史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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