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达·芬奇密码》背后的人

作者:莉萨·罗格克




  在搬去东部之前,布朗和布莱斯打算好好利用最后一次假期。1993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俩人飞往塔希提岛。他们选择了当时只有八千人居住的摩莱阿岛来度过美好的一星期。布朗给罗恩·华莱士寄去一封贺卡,说他之所以来度假是为了在新专辑发行前充充电。
  在波利尼西亚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对布朗的写作生涯影响深远的事情。
  “在塔希提度假的时候,我无意中在海滩上拣到一本由锡德尼·谢尔登写的《末日阴谋》。”他后来说。“我读了一页又一页,几个小时后,我就把书读完了。我想,‘嗨!我也能写。’”
  就这样,那天下午,一颗种子埋在了布朗的心中。几年之后,它结出了第一颗丰硕的果实。
  
  在离开埃克塞特的日子里,布朗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他已不再是那个一无所知的毛头小伙了。阿默斯特的勒尔契克教授、塞维利亚的艺术史课程让他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这无疑开阔了他的眼界。
  现在他要启程回家了。他想念新英格兰,洛杉矶的生活已经令他厌倦不已。
  更重要的是,他的爱人跟他一起回来了。保罗·佐罗一直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丹非常热情,是个可爱的家伙。”佐罗说。“他对我的工作总是很满意。布莱斯最大的特点也是极富幽默感。她总是笑呵呵的,爱开玩笑。有时候听到她特别喜欢的笑话,她还会笑得前仰后合。”
  布莱斯始终全心全意地支持布朗的工作。为了帮他实现梦想,她愿意付出全部的努力。跟在歌手学会的时候一样,她总是乐意呆在幕后,静静地看着他积极地开创自己的事业。“布莱斯给予丹的帮助和信赖很让人感动,这很难得。”佐罗说。
  他们走出机舱,走向埃克塞特镇时,布朗已经急不可待了。他想马上好好看看阔别已久的家乡。
  
  第三章 运筹帷幄
  
  回到家乡,布朗见到昔日熟悉的亲朋好友和一草一木,感到自己又重获新生了。
  还没有离开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布朗就为自己在母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争取到了一份工作。虽然他非常享受在贝弗利希尔斯预备学校度过的时光,但这所学院对他来说意义更不一般。他在这儿度过的回忆都是温暖而美好的,不论是童年,还是中学时代。他将在这里教授英文,包括文学和写作。现在他有机会向他的学生推荐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世界一流的文学巨匠和他们的作品了;他要让他们为《伊利亚特》、《人鼠之间》这样伟大的小说而倾倒;他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了增加收入,他还在汉普顿瀑布附近的一所学校给七年级的学生讲授西班牙语。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这两所学校之间,风雨无阻。
  现在,那些花里胡梢的衣服布朗都用不着了。作为一名教师,他只想给自己留几件运动衫和粗花呢夹克。他把大部分旧衣服送给了老同事保罗·佐罗,因为他受不了佐罗每天穿着土里土气的夹克去上班。“我觉得很奇怪,他好像把我当成了一个需要接济的人。”佐罗说。“不过我还是收下了。”在好莱坞的时候,布朗经常因为穿着被人取笑,或许他这么做是为了像丢弃几套旧衣服一样把以往的生活抛在脑后。
  每次一想到《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的销售前景,布朗就觉得有点飘飘然。在这本书里,他和布莱斯打算把他们在洛杉矶见识过的形形色色的人,以及男欢女爱的技巧都写进来。刚开始他们根本不上心,想当然地认为就凭布莱斯在美国国家歌手学会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那些出版商完全不在话下。
  没多久,他们想好了完整的书名——《需要躲避的187种男人:爱情受挫的女人的救生指南》——丹妮尔·布朗这个假名也应运而生,因为无论是书名还是书的内容都容易让人误以为作者是位女性,所以他们不打算用布朗的真名出版这本书。
  纽约伯克利书局(现属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伊丽莎白·贝尔买下了这本书,并把这本书的出版日期定在1995年8月。书中有不少出彩之处,如“离那些指望吃点灵丹妙药就能种瓜得瓜的男人远点儿”,“养的狗比猫还小的男人可不好惹”,“别去理会为了在咖啡中加糖还是不加糖而犹豫不决的男人”。其中最让人浮想联翩的莫过于两条,“不要跟那些为女人写自助读物的男人谈情说爱”,以及最后一条“包括那些看女性读物的男人(也包括这本)”。
  毕竟,书的作者是丹妮尔·布朗,但书中标明的版权所有人却是丹·布朗,而布莱斯的名字从头至尾都没有出现。这本小型女性自助读物的封面上的“作者介绍”是这样写的:丹妮尔·布朗现居新英格兰,在学校任教,喜爱写作,从不与男人来往。
  通常情况下,新作上市,出版商会安排大量的新闻稿为其造势。但是让布朗和布莱斯诧异的是,出版商对他们这本书爱搭不理的。书仅仅售出几千册就绝版了,他们也只好自认倒霉。如果不是有位记者把整件事抖落出来,布朗大概永远不会承认在《数字城堡》之前他曾写过一本这样的书。每次有人问起这本书,他总是避重就轻地说:“这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幽默小说,书名我不想再提。书已经绝版了,本该如此。”
  1993年的布朗一边忙着教书、写作,一边忙着制作新CD“天使与魔鬼”。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他打算事必躬亲,重整旗鼓。他打听到有位名叫约翰·兰登的哥特派艺术家擅长设计对称字体,即一种无论如何颠倒来看都完全对称的图形。布朗认为,如果能把这种图案用在专辑的封面上,肯定会与众不同。
  1995年,CD“天使与魔鬼”面世,其中收录了一首布朗自称已被199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采用的歌曲——“我们时代的和平”。但是,这首歌最终并没有出现在第二年奥林匹克的官方音乐碟中。后来常常有批评家引用此事,含沙射影,对布朗的人品提出质疑。事实上,每年在开幕式、闭幕式,以及为期两星期的运动会期间演奏的歌曲非常之多,一张CD根本不可能完全收录下来。
  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年的布朗已具备将厚重的历史与时下的流行熔为一炉的本领。“我们时代的和平”出自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一次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宣称,1938年与德国首相阿道夫·希特勒签署《慕尼黑条约》将确保“我们时代的和平”。然而讽刺的是,正是这一条约姑息养奸,纵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事隔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虽然“丹·布朗”与“天使与魔鬼”的发行时间仅仅相隔两年,但是两张专辑却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整体包装还是音乐品质,无一不暴露出两张专辑制作成本的差距。
  “丹·布朗”代表着洛杉矶顶级音乐工作室的美工制作水平,专辑里不仅附有十来页装帧精美的歌词还有几张颇具艺术色彩的照片。相比之下,“天使与魔鬼”专辑却只有三张散装歌词,除约翰·兰登为封面设计的对称字体外几乎毫无艺术感可言。另外,“丹·布朗”的背后是一支实力雄厚的制作班底,除了好莱坞最负盛名的音乐家,还有布朗的几位好友分别用小提琴、曼陀林1和萨克斯管为歌曲配乐助兴,而“天使与魔鬼”的后援却只有一个人:布莱斯。虽然在“丹·布朗”的封面上写着丹·布朗是唯一的词曲人和演唱者,但实际上顶顶有名的巴里·法斯曼也参与了制作,他负责专辑的筹划与营销工作。而在“天使与魔鬼”封面上的制作人介绍却这样写道,“本专辑由丹·布朗一人独立创作、筹划和发行。”
  更有趣是,在“丹·布朗”封套上的说明文字中,布朗感谢的是斯坦韦钢琴公司,而在“天使与魔鬼”上却换成了数码设计,就因为该公司生产了当时最先进的音乐合成软件——先驱软件。他还对兰登表示了感谢,“衷心感谢天才约翰·兰登先生,是他举世无双的聪明才智解决了这看似不可能的难题”。对布莱斯的谢意更是溢于言表,“作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感谢她不知疲倦地为本专辑的创作、制作、发行付出努力,并感谢她给予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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