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戏梦巴黎
作者：吉尔伯特．阿代尔
朗格卢瓦事件占满了整个头版。
这三个少年因为把心思全部都倾注在了电影馆的银幕上，所以对银幕后面正在发生的一切全然无知。政变一直以来就在计划当中，准备搞突然袭击。当晚的闭馆只不过是最后的一击，因为曾将他们的影片拷贝赠予朗格卢瓦的全世界的电影制作者往文化部拍了几十份电报，要求他离职，否则将不会再授权放映他们的影片。
从这套长篇大论中马修只意识到一个事实，一个简单的三段论：电影艺术馆已经关门大吉，他是在电影馆而且只是在电影馆才能跟泰奥和伊莎贝尔碰头的，因此，他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电话机的听筒投在墙上的影子看起来就像是抵在脑门上的一把左轮手枪。
“也就是说明天我见不到你们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是说，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照去夏约宫？”
“不，我的意思是……”
马修总是惯于随波逐流。他乐于让它们把他托起来，就像它们在电影馆看过的某一部荒唐而又动人的影片结局：埃迪特·皮亚芙（注：Edith Piaf（1915—1963），原名Edith Giovanna Gassion，法国女歌唱家、演员。）在蒙马特尔的索道车上被托举到天空，与此同时，“剧终”的字样宛如隧道末端的强光突现在银幕的前景。在选择看什么电影、吃什么馆子或做什么决定时，他总是把决定权让与他人。现在，他们作朋友以来第一次，他要向泰奥提个建议了。
“我们不能下午碰头吗？也许一起喝点什么？”
电话就是个锁孔。耳朵通过它窥探声音。泰奥显然从来没想过要在电影馆之外的什么地方跟马修碰面，此时意识到马修的话语中微微有点忧伤。
“哦……”他有点疑虑地说。“那我就得翘课了。不过——好吧。我三点到朗姆酒店。你知道地方吧？”
他讲话的口气就像个只知道发号施令、从没费心想到别人会不会服从的人，他们让人等，别人就得乖乖等着。
“朗姆酒店？圣日尔曼大街上的那家？”
“三点到那儿。再见。”
电话挂上了。马修一把把被子拉下巴上，闭上了眼睛。他跟泰奥和伊莎贝尔的友谊简直就是走钢丝表演。这一次他终于安全抵达了对面。
外面，他可以听到一辆警车拉着警笛一路鬼叫着沿街而去。
等待。马修在等待。他坐在朗姆酒店附属的暗褐色露台的柳条椅上已经从十点等到了三点，慢慢地呷一杯香甜热酒。现在是三点一刻。至少他对面大街上的一只钟显示的时间如是。马修的手腕纤细瘦弱、腕骨突出，他从来不戴手表：表紧箍在他的血管上会让他觉得不安，感觉就像个医生一直在为他把脉。所以他不得不依靠街上的钟表来确定时间。而且他总是坚信他看到的第一只钟的时间是准的，哪怕后来看到的每只钟显示的时间都跟它不同，也仍然不会动摇他的坚信。
等待。对于一个等待的人来说，认为所有运动都不可能完成的芝诺悖论（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门徒、埃利亚人芝诺提出的论题，意在表明任何一种反对巴门尼德的一元论论断都会导致矛盾和荒谬。）与其说是个悖论，不如说是一种实在的经验。马修就正在经历这样的悖论。泰奥要离开他父母位于奥德翁路上的公寓，走过到朗姆酒店的这段很短的距离（他告诉自己），他首先得先到达圣日尔曼大街。但在到达这条大街之前，他又不得不穿过奥德翁的十字路口，在到达奥德翁路口前，他还得沿奥德翁路走上那么一段，而在此之前，还要跨过人行道的路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直到得出结论：泰奥一定还呆若木鸡地站在他卧室的门口，夹克衫只套上了一个袖子。
在等待的过程中，马修看到一群年轻的美国人闲逛过去。身体被沉重的帆布背包压得都有点弯了。从他们披的披肩、穿的宽松长袍、戴的有色老奶奶眼镜、携的吉他、佩的皮革水壶以及拽着的手足无措的孩子看来，他们是知道该聚集到圣日尔曼和圣米歇尔大街的交叉口的。那是他们的保留地。他们在那儿狂热地大吸大麻烟，拿烟卷当和平烟斗一样转圈子传递。而且因为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在别的街区出现，你禁不住要相信他们包租的飞机是直接降落在圣米歇尔广场，然后打车来到喷泉和兜售黑市用品的阿拉伯小贩之间的某个位置的——那些小贩一个口袋里装着印度大麻，另一个口袋里可以掏出打折的地铁车票。
已经三点二十了。中国人有句谚语：让人家等就是给人家时间数你的错。但马修的作风却是数自己的错。所以，最后他觉得泰奥未能按时赴约与其说是泰奥的错，不如说责任在他。伊莎贝尔，没说的——她把他压制得服服帖帖的。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反应迟钝，想说的话总是落后半拍。但泰奥的优越地位却并不使他自感渺小。
事实上也不尽然。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当他跟泰奥平等地闲聊，沉浸在影迷式的兴奋胡扯中时，如果没有伊莎贝尔在场他会觉得更能纵情些。但甚至在那种情况下，缺席的伊莎贝尔，虽然像个几乎看不见的鬼影一般，仍然会若即若离地控制了她哥哥，正如那些合成照片的感觉一样：两个侧影组合到一起产生了第三张面孔，看起来全然是张陌生人的脸。
马修爱的就是这个陌生人。但他的爱令他变得卑微。他发现自己竟然会像某些乡村闹剧中的羞涩的求爱者一样结结巴巴。最简单的话语都变得像绕口令一般。
他仍然在等。昨天傍晚放下电话时的洋洋自得已然灰飞烟灭。他感觉再次踏上了钢丝；钢丝又拉在了一个新的深渊上方。已经快三点二十五了。
朗姆酒店门外的人行道上立着一位街头音乐家，一位年轻的摩洛哥小提琴手。他正在演奏《风流寡妇》中的“薇丽亚之歌”，拉得还算不错。马修开始研究起他来。他发现，每次碰到旋律中的结束乐句时，那位小提琴手总会在最后一刻以一次琴弓的急拉重现这一乐句，琴弓碰上小提琴的样子活像乡村集市上悬挂的一束柔软的草芙蓉。
他演奏的时候虽然面带微笑，但却使人一想到他就感到一种忧伤。他随身携带着忧伤的细菌，情形就像个传染病菌的携带者，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传染给了别人，自己倒并无大碍。
但这却是马修最不情愿被感染的时候。他把自己看成是他憎恶的那类影片的男主角，一个敏感伤情的畸零人沿着路灯刚刚点亮的辉煌的大街踽踽独行，周围都是兴奋、熙攘的人流，全都朝跟他相反的方向奔去。影片的背景音乐无一例外都是街头艺人的演奏，无一例外也都是真正的街头艺人，都是由导演本人到处撒网，从城市的大街、广场、公园和地铁过道里搜罗来的。而且其主题调子——就像“薇丽亚之歌”——将接力赛般从一个乐器换到另一个乐器，由一位接头艺人换到另一位，从弗洛尔咖啡馆门前疯疯癫癫的驼背丑老太婆——笑起来嘴巴咧得跟她的六角手风琴一样宽阔多皱——一直到以蒙日广场为家的盲犹太竖琴师，一路追踪着他穿越整个巴黎。
泰奥终于大驾开到的时候已经三点半了，沿着大街不慌不忙地溜达过来。他不是一个人，无聊的伊莎贝尔也决定一道前来。她身着一件战前的夏奈尔“小外套”，袖口和纽扣装饰得繁复华丽，但由她穿来实在太紧，至少小了两个号。泰奥还是照旧一身灯心绒夹克、灯心绒裤子和凉鞋的装扮。马修挺开心地看到，这兄妹俩的衣着做派在那帮中产阶级的老年贵妇中颇引起了一场骚动，她们整天裹着爱马仕丝巾，琢磨着数不胜数的因为配药产生的恐怖故事，朗姆酒店的常客就是由这些贵夫人和埋头阅读《世界报》或《新观察家》的沉默寡言的不合群的怪人组成的。
泰奥跟伊莎贝尔都没费心为迟到了半个小时道歉，因为他们压根没想他因苦等他们不来而已然离去的可能性。泰奥忙着浏览菜单，伊莎贝尔则捡起马修丢在桌上的一本书翻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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