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戏梦巴黎
作者：吉尔伯特．阿代尔
“人家告诉我，读你已经熟记在心的书的译本是学习一门语言的好办法。”
“真有趣。”
实际上伊莎贝尔压根没觉得这有什么趣。她刚发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现在正乐此不疲呢。从现在开始，原来“美妙绝伦”的一切——不论是一部影片、一件值钱的外套还是一架印度产的乌木屏风——都成了“酷毙了”。就像那些《读者文摘》“提高你的语言表现力”栏目的信徒一样，他们觉得健谈与否的声誉端赖在一天内找到了多少使用诸如“过剩”、“不幸”和“精粹”此类词汇的机会，他们像别人随便指名道姓一样不知节制地抛洒诸如此类的形容词。伊莎贝尔一旦迷上了某种有趣的表达方式就绝不肯让它轻易溜走。
那也许是句“名人名言”。譬如拿破仑的“只要不是圣经里的话大家都愿意相信”，虽然她本人并非基督徒，而且绝非基督徒，她还是乐于随时引用，不管场合是否合适。
或者就是把某个异想天开的昵称赋予某个物体，而且自此以后永远这样称呼。她抽的香烟是淡紫色的，俄国货，看起来就像一支口红，她将其重新命名为“拉斯普京”（注：俄国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疾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因行为淫荡和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如果有个烟蒂在踩了几次之后还在冒烟，她就会仿佛灵机一动似的痴笑着说，“它就是不想死！它是个拉斯普京！”
泰奥和马修决定他们仍然照常在六点乘地铁去特罗卡代罗广场，就当一切正常。虽然希望渺茫，仍然不排除有一切恢复正常的可能。他们希望出其不意地撞上好运。
这个午后阴郁寒冷。
“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马修道。
“没什么可看的，”泰奥答道。他郁闷地把保护他的冰淇淋免受想象中的阳光照射的粉红色纸阳伞挪开，来来回回、开开关关地把玩着那个小小的网状伞面，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份圈圈点点的《演出指南》，扔给马修。“自己看看吧。”
这是泰奥的习惯，他在星期四早上，这份杂志上市之后，就在他已经看过的电影前面都打上星号。马修发现，杂志的每一页上都几乎是不间断的一串星号。
“不管怎么说，”泰奥继续道，“我们不得不去看一场四点的电影了，不过再去电影馆就得迟到了。”
伊莎贝尔充满嘲笑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你们简直是疯子。”
泰奥涨红了脸。
“你骂什么？”
“你们难道没意识到自己有多荒谬？你们俩都一样。电影馆关了。关门了。今天晚上去夏约宫等于浪费时间，你们俩明明知道的。别这么孱头了，还是买张报纸看看，省下地铁票的钱吧。”
“首先，”她哥哥答道，“买张报纸要比买张地铁票还贵。其次，是你本人诅咒发誓说朗格卢瓦不用等到今天就会官复原职。第三，据我所知没人邀请你跟我们同去，正如一开始就没人邀请你跟我一起出来一样。”
在泰奥这么怒气冲冲地一一列举他这一意外得之的循环论证时，他对伊莎贝尔的火气也就平息下来，他不做声了，又开始烦躁地把玩起冰淇淋上的小纸伞来。
她却不依不饶。
“哦，是我自己上赶着来的。就为了看你那张发现电影馆关闭时的嘴脸呢。昨晚那一幕多了不起。你那副尊容就像马上要哭鼻子了。他没让你觉得反感吗，马修？跟他一起被人看到你不觉得羞耻吗？你见过这么可怜兮兮的人吗？我得很抱歉地承认，家兄正是跟那些人一样那么惹人爱怜。就跟史诗片，跟雅克一路货色。他是个天生的失败者。”
马修丝毫不敢插嘴。再没有比这样的场合更让他自觉是个完全的外人的了。他的沉默就像一个身穿睡衣裤的小孩一个人站在黑夜的中央，静静地听着父母在他们卧室里无法挽回地相互诟骂的动静。
泰奥在伊莎贝尔这番激烈的抨击中间一言未发。他猛拽着冰淇淋遮阳伞的伞骨，最后小伞的伞面被拽得翻了个个儿，就像狂风把雨伞吹成喇叭花一样。
“你到底什么意思？”他终于问道。“你不认为我们该去电影馆？”
“我们当然要去电影馆，”伊莎贝尔道。“我从来没反对过到那儿去。我吃不消的是眼见着你们俩跟你们那帮狐朋狗友一样只知道流着口水巴望着官方如何如何。”
“那你有什么建议？”
“我有什么建议？”她模仿彼得·洛尔（注：Peter Lorre（1904—1964），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电影演员。他在惊险影片中塑造了一个圆脸、口齿不清、声音柔和的著名阴险形象。）的声音道。这可是她的拿手戏，她身体前倾，声音压低到几不可闻的耳语，像极了那些主谋犯就要揭开他将把世界搞个底朝天的计划时画面照例淡出的电影场景。
伊莎贝尔的建议是这样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电影馆，泰奥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会在他那本从青年吉贝尔书店买的活页文件夹里开列他喜欢的电影的详细名单，等文件夹全部写满之后，他会按严格的时间顺序将它们排列好。在其中一本文件夹里，他会列出所有时代的电影中他最喜欢的百部影片；在另一本中，他又会列出每年的百部最佳。他从十岁就开始这么干，不过，有一部影片他永远忠心耿耿，那就是戈达尔（注：Jean-Luc Godard（1930—），法国50年代末和60年代“新浪潮”的重要导演。）的《法外之徒》。其中有个场景是三个主角飞奔过卢浮宫的展厅和走廊，想打破窥视卢浮宫珍宝展品的最快速度——九分四十五秒。伊莎贝尔的建议就是：该轮到他们去实现这个壮举了。
这个主意令泰奥欣喜若狂。这将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一种对关闭电影馆的抗议行动。如果电影不能在那儿的银幕上放映，那好，好得很，他们将把它们搬演到大街上去。搬到卢浮宫里去。他跟伊莎贝尔就像两个正策划一次恶作剧的孩子般格格大笑，他们从咖啡桌上铺的纸桌布上撕下一角，兴致高涨地计划着最佳路线。
马修出于谨慎的反对意见只是徒然。他担心的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异类，如果在这种尴尬的场合被抓获就会有些麻烦。他眼看着自己被极不名誉地遣送回圣地亚哥，他的学习不得不放弃，他的未来大受影响。对他而言，电影的美就在于它将阴险的力量局限在迷人的白色矩形银幕中。他的态度就像个参观游乐场的看客，很开心也很被动，其实暗地里很害怕自己硬被兴致更高的同伴给推上过山车。
但泰奥和伊莎贝尔已经建立起了反对他的联合战线。正如无论以何种方式联合而成的一对联盟，他们俩形成了一只双头鹰，刚才还要相互把对方的眼睛啄出来，现在又开始多情地用鸟喙爱抚起对方来了。两人联合对付一个——或者不如说，两人联合对付这个世界——他们根本不理会他的反对。
“你们难道不明白？”马修道。“如果我们被抓，我会被驱逐出境的。”
“别担心，小男人，”伊莎贝尔道，“我们不会被抓的。”
“你怎么知道？”
伊莎贝尔有个万能答案。
“在《法外之徒》中他们没被抓，所以，如果我们打破了他们的纪录，我们也不会被抓。顺理成章。”
“听我说，伊莎贝尔，这个主意很有趣，我真心希望——”
“马修，”伊莎贝尔直盯着他的眼睛道，“这是次考验。你是想通过呢还是想放弃？”而且，在他还没开口之前她又加了一句，“当心点。你的回答可是关系重大，很多东西都取决于它。”
圣日尔曼德普雷广场上有一位表演吞剑的艺人在花神咖啡馆门前献艺。广场对面，有一个年轻的吉普赛人在等着上场，他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小丑装，高高地踩在高跷上，斜靠着教堂的围栏。他们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若无其事地把高跷盘起来，就像盘起两腿一样轻省。
现在再提什么抗议就未免太丧气了，马修只得乖乖地跟在他的两位朋友后面来到波拿巴路，又拐上美术馆路。当他们走上伏尔泰堤道时，右侧是德加的芭蕾舞女雕像，穿着锈迹斑斑的金属芭蕾舞裙；他们左侧，正对着她的就是伏尔泰本人的雕像，眯着石头的眼睛望着他们的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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