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幻影之书（节选）
作者：［美国］保罗·奥斯特 作 孔亚雷 译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把责任都推给啤酒。我的反应或许有点儿迟缓，但里面还有其他的因素，即使把啤酒这一项从事故方程式里拿掉，我怀疑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我离开餐馆的时候大雨还在倾盆而下，跑到几百码外的公共停车场后，我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那使我在摸钥匙想把它们从湿裤子里拿出来时困难重重，等我好歹抓住钥匙抽出来，却马上又失手掉到了地上的水坑里。那意味着我要浪费更多的时间蹲下来在黑暗中找钥匙，终于站起来爬进车里的时候，我全身已经湿得像穿着衣服洗了一场澡。怪啤酒，也怪那些湿衣服和滴到我眼睛里的雨水。我不得不再三地一只手离开方向盘去擦拭前额，再加上汽车除霜系统坏掉造成的不便也叫人分心（那意味着当我不用擦拭前额时，我就要用同一只手去擦起雾的挡风玻璃），接着操作不灵的雨刮器也来凑热闹（它们什么时候灵过？），总之，那晚的状况实在很难说有什么安全保证。
讽刺的是，这一切我都心知肚明。虽然穿着湿衣服在瑟瑟发抖，虽然渴望着快点回去换上暖和衣服，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努力把车开得尽可能地慢。正是那救了我，我想，但同时也可能正是那导致了事故发生。如果开得快一点，也许我就会更警醒，就会跟那变化莫测的路况更合拍，但事实是过了一会儿我的思想就开始走神，随后我便堕入了那种长久的，漫无目的的，似乎只有一个人单独驾车时才会产生的冥想状态。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次我想的是给日常的生活琐事做个量化统计。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花了多少时间在系鞋带上？我开关了多少扇门？我打了多少喷嚏？有多少小时被我花在找那些找不到的东西上？有多少次我踢到脚趾或撞到头或因为眼睛进了东西眯眼流泪？我发觉这相当有趣，于是我一边在黑暗的泥泞中驾车艰难跋涉，一边不停地加列统计清单。离开布莱特尔博罗大概二十英里，在T镇和西T镇之间的一条开阔路上，距离通向我房子的那条土路的拐弯岔道只有三英里的地方，我突然看到一只动物的眼睛在汽车前灯的灯柱里闪烁。随即，我看到那是条狗。它在前方二三十码处，一个湿乎乎的，脏兮兮的，在夜里四处流窜的畜生，跟大部分迷失的流浪狗相反，它不是沿着马路边上走，而是在路中央溜达——或者是在中央靠左，刚好就在我的车道中间。我猛打方向以免撞上它，同时一脚踩到刹车上。我知道不该那么做，但就在我告诉自己不要踩刹车之前我的脚已经踩了下去，由于路面被雨下得又湿又滑，轮胎根本煞不住。我滑出了路边的黄线，我还来不及把方向打回来，汽车已经撞上了一根电线杆。
我系着安全带，但那一撞使我的左臂磕到方向盘上，所有东西都从购物袋里飞出来，一罐番茄汁从天而降砸到我的脸颊上。我的脸伤得像鬼一样，前臂一阵阵地痛，不过我的手还能伸缩，嘴巴还能开合，而且我能感觉到身上没有骨折。我本该松口气才对，该为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感到庆幸，但我根本没心思去庆幸，也没心思去推测身体的受损情况。这些已经够遭了，再说我还在为撞了皮卡而怒火中烧。前灯碰掉了一个；挡泥板压得皱巴巴的；前挡风玻璃的下部震得粉碎。不过，发动机还是好的，可当我想倒车开走时，才发现前轮有一半陷进了泥浆里。我又在泥雨里花了二十分钟推车才把轮子弄出来，那时我已经全身湿透筋疲力尽，根本懒得去清理车厢里掉得到处都是的食品杂货。我只是坐到方向盘前面，倒回路上，然后出发。后来我才发现，在我背心与座位的狭小空间里还卡着一袋冰冻豌豆，我就那样一路开回了家。
我在屋前停好车时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我冷得身体直打哆嗦，下巴和胳膊隐隐作痛，心情极端恶劣。人们常说，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如果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不会再去做更坏的打算。我的防卫已经松懈下来，爬出皮卡时，因为我还在对那条狗和电线杆耿耿于怀，还在回想事故的细节，所以没注意到那辆停在屋子左边的汽车。我的车前灯照不到那个方向，我熄灭引擎关掉车灯，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黑暗之中。那时雨势已经小了，但还在淅淅沥沥地下，屋里没有亮灯。我本来以为会在太阳落山前就回来，所以走时没打开前门的廊灯。天空一片漆黑。地上也一片漆黑。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记忆跟感觉摸索着走向房子。
在南佛蒙特，离家时不锁门是很平常的事，但我做不到。每次出去我都要把门锁得死死的。那是种顽固的老习惯，我不想改，哪怕只出去五分钟。而现在，当我在那天晚上第二次摸找钥匙的时候，我才明白这种无谓的警惕有多么蠢。我把自己锁在了自己的家门外。钥匙已经在我手里，但钥匙串上有六把钥匙，我根本搞不清楚哪把是大门钥匙。我盲目地在门上摸来摸去，想找到锁的位置。一旦找到了锁，我就随便挑了把钥匙插进锁孔里。它进去了一半，然后就卡住了。我本来还要再试另外一把，但在那之前，我必须把第一把钥匙先拨出来。结果那比我预计的要麻烦得多。到最后关头，就在把钥匙最末端的卡口从锁孔里抽出来的时候，我用力稍稍猛了一点，钥匙串从手里滑了出去。它哐当一声掉在木头台阶上，然后弹到黑漆漆的天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于是我转一圈又回到了开头的那一幕：四肢着地爬在地上，一边在心里暗暗骂娘，一边搜寻看不见的钥匙。
当一道灯光在院子里亮起的时候，我过了两三秒钟都没回过神来。我朝下扫了一眼，本能地把头转向灯光的方向，在我还没机会害怕之前，在我甚至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我看见了一辆汽车停在那儿—— 一辆来路不明的汽车停在我的地盘上—— 一个女人正从车里出来。她撑开一把红色的大伞，砰地关上身后的车门，车灯还开着。需要帮忙吗？她说。我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稍过片刻又有一道灯光亮起来。那个女人拿一把手电筒指着我的脸。
你他妈是谁？我问。
你不认识我，她答道，但你认识叫我来的那个人。
那不行。告诉我你是谁，不然我就报警。
我叫阿尔玛•格兰德。我已经在这儿等了五个多小时，齐默先生，我需要跟你谈谈。
叫你来的那个人是谁？
芙芮达•斯贝琳。海克特情况危急。她希望你明白，她希望我告诉你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们靠她的手电找到了钥匙，我打开门走进屋子，按亮了起居室的灯。阿尔玛•格兰德跟在我后面走进来—— 一个年纪在三十五到三十九之间的矮个女人，穿着蓝色的丝绸罩衫和剪裁考究的灰色长裤。中长的棕发，高跟鞋，深红色口红，一只硕大的皮包挎在肩上。当她走到灯光下，我看到她的左侧脸颊上有一块胎记。那是一块有成人拳头那么大的紫色污痕，其长宽足以让人联想到某个想像中的国家地图：一大片深色块，覆盖了她的大半个脸颊，从眼角开始一直延伸到下巴。她的发型剪得刚好可以遮住大部分胎记，为了防止头发晃动，她的头部始终保持着一种笨拙的倾斜姿势。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姿势，我猜，一种多年的自我保护所形成的习惯动作，那使她给人一种傻乎乎和容易受伤害的感觉，就像那种害羞的小女孩，宁愿低头看地毯也不肯与你的眼睛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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