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幻影之书(节选)
作者:[美国]保罗·奥斯特 作 孔亚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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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九个月不到时间里写完了那本书。打字机打出的原稿厚达三百多页,每一页都是我苦苦挣扎的结果。我能坚持到底,是因为除了写作,我什么都没干。我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在桌前坐十到十二个小时,除了偶尔到蒙塔古街做趟小小的旅行,采购所需的食物纸张,墨水和打印机色带之外,我几乎足不出户。我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或收音机,没有任何种类的社交活动。只有四月一次,八月又有一次,我坐地铁到曼哈顿的公共图书馆查阅了一些资料,除此以外我没有离开过布鲁克林半步。但我也不是真的呆在布鲁克林。我呆在那本书里,而那本书在我的脑袋里,所以只要我把自己关在自己脑袋里,我就可以继续写那本书。那就像生活在一间墙壁装有护垫的精神病房里,但在当时,在我所有可能去过的生活方式当中,那是惟一让我感觉有意义的。我无法活在现实世界里,我很清楚,如果没有准备好就返回那个世界,我将会四分五裂。所以我躲在那套小公寓里,成天埋头于写作海克特•曼。那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甚至也许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但它迫使我连续九个月把全副精力都投在上面,因此我忙得根本无暇去想任何别的东西,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没有疯掉。
四月底,我给史密茨写了封信,要求再请一学期的假。我还没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我说,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除非发生什么特殊情况,否则我恐怕是不能回来教书了——即便不是永远,至少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我希望他能原谅我。并不是我对当老师失去了兴趣。我只是不能确定,当我站在讲台上对着学生们讲话的时候,我的双腿是否支撑得住。
我慢慢习惯了没有海伦和孩子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状况有了什么起色。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必须重新找到一种与他人共处的方法,而在那之前,我只能算是半个人。在写作那本书的过程中,我故意拖着不去想将来的事。留在纽约,给我租的公寓添置点家具,在那儿开始新的生活,这似乎才是明智之举,然而到了真要采取行动的时候,我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回到了佛蒙特。当时我正在辛辛苦苦地对原稿进行最后一轮修订,准备打出最后的定稿,然后就把书送去出版,就在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纽约就是那本书,一旦书完成了,我也就应该离开纽约另往他处了。佛蒙特大概是我所能做出的最糟糕的选择,但那里有我熟悉的土地,而且我知道如果我回到那儿,我就能离海伦更近,我就能呼吸到她生前我们曾一起呼吸过的同样的空气。这种想法令人欣慰。我不可能再搬回汉普顿的老房子,但在其他镇上还有其他的房子,只要仍然住在同一地区,我就可以实施我那疯狂而孤独的人生方案,同时也不用逼着自己忘掉过去。我还不想忘掉。时间才过去一年半,我想让悲伤继续。我所需要的是另一项可以让我投入的工作,另一座可以将我淹没的海洋。
结果最终我在西T镇上买下了一个地方,那里位于汉普顿南面大约二十五英里处。那是一栋模样可笑的小房子,一种由预制板搭成的滑雪小屋,里面有电子壁炉,地板上铺满了地毯,由于样子丑陋到了极点,它反而显出某种美丽来。它没有任何魅力或气质可言,也没有什么可爱精致的细节能骗人以为这里曾经是个家。它是一座为活死人准备的旅馆,一间为饱受折磨的灵魂准备的驿站,住在这种空空荡荡,毫无个性的空间里,会让你明白:世界就是个每天都要更新的幻影。不过,尽管在设计上有种种缺陷,房子的面积结构却让我觉得很理想。既没有大得让你觉得迷失其中,也没有小得让你感到身陷牢笼。一间天花板上有天窗的厨房;一间下沉式的起居室,里面有一扇观景窗和两面高度足够容纳下我那些书架的空墙;一条可以俯视起居室的凉廊;和三间大小一样的卧室:一间睡觉,一间工作,一间存放那些我再也不忍心去看但又不能让自己扔掉的东西。对于一个打算独自生活的男人,它的面积和户型都很适中,此外它还有一个优点:它完全与世隔绝。那栋小屋座落在半山腰,浓密的桦树,云杉,和枫树环绕四周,只有一条泥路可以抵达。如果我不想见人,我就可以不用见人。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没有人要见我。
我搬进去那天刚好是1987年元旦的第二天,接下去的六周时间我都在忙于具体事务:做书架,装柴炉,把汽车卖掉,换了一辆四轮驱动的皮卡。下雪时山路很险,而这里又几乎一年四季都在下雪,所以我需要一辆能让我安全上下山的代步工具,我可不想把每次出行都变成一次探险。我叫了一名水管工和一名电工来修理管道和电线,我油漆了墙壁,贮备了可以用一冬的柴火,又给自己买了一台电脑,一只收音机,和一只二合一的电话传真机。与此同时,《海克特的默片世界》正在迂回曲折的学院出版系统里慢慢旅行。跟其他书不同,学术著作不是被出版社内某一单个的编辑接受或拒绝那么简单。作者要把原稿的复印件寄给那一领域的各个专家,在这些人读过书稿并交出审读报告之前,你什么都别指望。由于这种审读工作的酬金少得可怜(顶多只有几百美元),加上那些专家往往都是忙于教学和自己写书的大学教授,这一过程的时间常常被拖得很久。就我来说,我从十一月中旬一直等到次年的三月底才有了答复。那时我正专注于其他事情,几乎已经忘了自己曾给他们寄过稿子。当然,我很高兴他们愿意出版它,很高兴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我不敢说这对我有多大意义。对海克特•曼这倒是个好消息,或许,对老电影迷和研究小胡子的专家也是个好消息,但对我来说,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我很少会再想到它。偶尔想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本书是另外某个人写的。
二月中旬,我收到一封以前大学同班校友的信,他叫亚历克斯•科恩伯格,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为海伦和孩子们举行的追悼会上,虽然从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联络过,但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可靠的朋友。(他的悼函是一份辞藻优美充满悲悯的典范之作,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悼函。)在信的开头,他为没有早点联系而向我致歉。他经常想到我,他说,他从小道消息听说我离开了汉普顿,在纽约呆了几个月。他很遗憾我没有去找他。如果他知道我在那儿,他会极为乐意见到我。那是他的原话——极为乐意——典型的亚历克斯风格。不管怎么样,下一段开始了,他最近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之邀,要编辑一套新的系列丛书,世界文学经典丛书。一个名字怪怪的叫戴克斯特•菲邦的人,一个192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工程系的校友,向他们遗赠了四点五亿美元以启动这个项目。项目计划要把那些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都放到一起,编入一套统一的丛书。从梅斯特•埃克哈克到费尔南多•佩索阿,所有的作品都要被囊括其中,假如认为现有的翻译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授权进行新的翻译。这是一项疯狂的计划,亚历克斯写道,但他们已经决定让我当丛书的执行主编,尽管多了各种额外的工作(我已经不再睡觉了),但我得承认我很享受。在他的遗嘱里,菲邦列了头一百本他想看到出版的作品清单。他是以制造建筑铝板发家的,但你可别小看了他的文学品位。清单上的其中一本书就是夏多布里昂的《墓后回忆录》。我到现在也没看过这本可怕的大部头,整整有两千页之多,但我还记得1971年的一天晚上你在耶鲁大学校园里的某处——大概就在贝内克图书馆外面的那个小广场旁边——跟我说的话,现在我要把它对你复述一遍。“这本,”你说(手里拿着那本法语版的第一卷在空中挥舞),“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自传。”我不知道现在你是否还这么觉得,但我也许都用不着提醒你,自从那本书1848年问世以来,迄今为止只有过两个全译本。一个是1849年出的,一个是1902年出的。是时候再出一个译本了,你不觉得?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对翻译有兴趣,但如果你有兴趣,如果你同意为我们翻译这本书,我会感到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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