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幻影之书（节选）
作者：［美国］保罗·奥斯特 作 孔亚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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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死人回忆录》前言（巴黎，1846年4月14日；修改于7月28日）：
由于我无法预知自己的死期，由于一个人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剩下的日子纯粹就是一种恩赐，或者不如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感到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到今年九月四号，我就七十八岁了。对我来说，已经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离开这个正在飞速离我而去的世界，离开这个我无怨无悔的世界……
是那时时扼紧我喉咙的可悲命运，逼我出售我的《回忆录》。没人能想像得出，因为被迫抵押自己的坟墓，我经受了怎样的痛苦，但这最后的牺牲，要归咎于我立下的誓言和我行为的始终如一……我的打算是要把它留给夏多布里昂夫人。她可以将它发表或禁止发表，看她觉得怎样合适。而在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后一种方法可能更为妥当……
这部《回忆录》写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出于这个原因，每当叙述线索重新展开的时候，我觉得都有必要加上一些开场白来描述我的所见所想。如此一来，我变化多端的人生经历就被融为一体。于是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显赫的时候我却谈起了自己当年的潦倒；苦难的岁月我却在重温幸福时光。我的青春渗入了我的暮年，我成熟之年的庄重使我的轻浮岁月染上了一层阴郁，我那太阳的光辉，从日出到日落，交相照映，交相混杂，使我的故事显得有些混乱——或者说，有一种神秘的统一。我的摇篮里有我的坟墓，我的坟墓里有我的摇篮；我的痛苦变成了欢乐，我的欢乐变成了痛苦；而且，当我细细读完这部《回忆录》，我已经无法确定，它写的到底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还是一个白发老人的故事。
我不知道对于这种混杂，读者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一切都已无可补救。那是我变化无常的命运造成的结果。命运的暴风雨总是让我连个写作的书桌也找不到，除了那块使我遇到海难的礁石。
人们总是催促我在有生之年就让这部《回忆录》的部分章节发表，但我宁愿躺在坟墓的深处说话。这样我的叙述才会有一种令人恐慑的语调，因为那声音是从棺材里发出的。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已经受够了苦，在下一个世界应该变成幸福的亡灵，那么天堂之光将会在我最后的画面上投下一缕护卫的光芒。对于我，生命是如此沉重；也许死亡更为适合。
这部《回忆录》对我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圣-博纳旺蒂尔承蒙上天恩准，可以在死后继续写他的书。我不敢奢望这样的好事，但我希望至少能让我在午夜时分复活，好改改我这本书的校样……
如果说这本书里有哪一部分比其他部分更让我感到满意的话，那就是关于我青少年时代的部分——我一生中最隐蔽的角落。在那里，我唤醒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世界，当我漫游于那个消逝的王国，我遇见的只有沉默与回忆。所有那些当年我认识的人们，有几个今天还活着呢？
……假如我死在法国以外的地方，我请求要等到第一次下葬后的五十年再把我的遗体运回祖国。但愿我的遗骸免受尸检的亵渎；但愿没人到我死掉的大脑和停跳的心脏里寻找我生命的奥秘。死亡根本不会泄露人生的秘密。尸体乘着邮车旅行的想法让我满怀恐惧，而干燥轻盈的白骨运送起来则很方便。没有了我这肉体的累赘，卸下了我这烦恼的重量，它们的最后之旅就会轻松得多。
与亚历克斯通话后的第二天早晨我便开始动手翻译。因为我身边正好就有那部书（两卷本的派雷德版，由勒维朗和牟利尼尔编辑，有完整的动词变位表，注解，以及附录），在亚历克斯信到之前的三天我才刚刚把它拿到手。那个礼拜初，我装好了我的新书架。每天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把书拆包上架，在单调乏味的劳作中间，我偶然在某堆书里发现了夏多布里昂。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过这部《回忆录》了，但那个早晨，在我佛蒙特那乱七八糟的起居室里，被一大堆倒翻的空箱子和没归类的书塔包围着，我一时兴起又打开了它。我眼睛落到的第一个地方是第一卷上的一小段。在那一段里，夏多布里昂描述了1789年六月他陪同一位布列塔尼诗人去凡尔赛宫游览时的情形。那时距离攻占巴士底狱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参观的半路上，他们看见玛丽•安多奈特正在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散步。她微笑着望了我一眼，优雅地向我致意，就像我被引见那天一样。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瞥目光，它行将消逝。当玛丽•安多奈特微笑时，她的嘴形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清晰，以致于当1815年这个不幸女人的头颅从坟墓中被挖掘出来的时候，对她那个微笑的记忆（多么可怕！），使我认出了这位公主的下颚骨。
这是一幅强烈的，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把书合上放回书架后的很长时间，我还是不停地想起它。玛丽•安多奈特那线条简洁的白色头骨，从黑暗的墓底破土而出。短短的三句话里，夏多布里昂穿越了二十六年的时光。从血肉之躯到一把白骨，从锦衣玉食到无名之死，而横亘其间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是那些无法形容的恐怖，残暴和疯狂岁月。这段话把我震住了，在一年半时间里没有什么话曾像它们这样打动我。接着，就在我与这些句子偶遇后的第三天，我收到了亚历克斯那封邀请我翻译的来信。这是巧合吗？当然是，不过我觉得似乎自己本来就在祈求它发生——似乎亚历克斯的来信在某种意义上帮我圆了一个我自己无法完成的愿望。在过去，我从不相信这种哗众取宠的所谓神秘感应。然而当你过上像我当时那样的生活，当你把自己完全禁锢起来，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你的看法就会开始改变。事实摆在眼前：亚历克斯信上的日期是九号星期一，而我收到信是在十二号星期四，三天后。这就意味着当他在纽约给我写信提到那本书的时候，在佛蒙特我的手里正捧着同一本书。我并不想坚持说这种关联有多重要，我只是忍不住要把它看成是一种信号。就好像我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出了某种请求，然后突然，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于是我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工作。我忘掉了海克特•曼，一心只想着夏多布里昂，让自己淹没在一段与我毫不相干的，浩瀚无垠的人生编年史中。那正是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距离，在我和我所做的事之间绝对的距离。能到18世纪20年代的美国旅行上一年的感觉很不错；而待在18世纪或19世纪的法国就更棒了。雪落在佛蒙特我那小小的山峰上，但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在圣马洛和巴黎，在俄亥俄和佛罗里达，在英格兰，罗马，和柏林。大部分工作都是机械性的，因为我是那些文本的奴仆而非作者，所以跟写《默片世界》相比，需要投入的精力完全属于不同的种类。翻译有点像铲煤。你把它铲起来，然后扔到火炉里。一块煤就是一个词，一铲煤就是一句话，如果你的腰背够强壮，如果你有毅力连续干上八到十个小时，你就能让火势保持旺盛。现在我面前有近亿个词，我打算让工作时间尽可能地长，强度尽可能地大，哪怕这意味着要把房子给烧掉。
在那儿第一个冬天的大部分时间，我哪也没去。每过十天，我会开车到布莱特尔博罗的大联盟超市进行一次食品采购，但那是惟一一件能让我中断工作的事情。布莱特尔博罗离我住的地方有好一段路，但我想多开这额外的二十英里，我就能避免碰见任何熟人。汉普顿大学的人一般都在学校北面的另一个大联盟超市购物，他们中有人出现在布莱特尔博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并不是说那就完全不可能，尽管我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适得其反。三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把一长条六包装的卫生纸往车上装的时候，格雷和玛丽•泰丽森逮住了我。这导致了一次聚餐邀请，虽然我竭力推辞，但玛丽不断地更改时间，直到我用完了所有能想得出的借口。十二天后的晚上，我开车来到他们在汉普顿大学边上的家，那里离我跟海伦和孩子们住过的地方还不到一英里。如果只有他们两个的话，我也许还不至于感到那么煎熬，但格雷和玛丽却自作主张地又请了二十个其他人，我根本没想到要面对这么一大群人。当然，他们全都很友好，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可能还很高兴见到我，但我却觉得很尴尬，浑身不自在，每次我开口说什么，总发现自己说错了话。我已经对汉普顿的闲聊生疏了。他们都以为我想知道最新的阴谋和丑闻，离婚和私通，提升和部门间的争吵，但事实是我发现这些话题无聊得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我可以从这种对话中逃开，但过了一会儿我就会发觉自己又被另一帮讨论着不同但相似话题的人们包围住了。没人会傻到向我提及海伦（大学老师在这点上非常礼貌），因此他们便抓住一些自认为无害的话题不放：最近的新闻啦，政治啦，体育啦。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已经一年多没看过一张报纸了，在我看来，他们说的那些事仿佛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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