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活动变人形

作者：王　蒙




　　姥姥不会写字。姥姥不认得什么字。但是姥姥会背千家诗和唐诗。还有：
　　
　　尺素鲛绡劳惠赠，
　　为君哪得不伤悲？
　　
　　倪藻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是《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赠帕题诗”。前两句是：
　　
　　眼空蓄泪泪空垂，
　　暗洒闲抛知向谁？
　　
　　他早就模模糊糊地把这四句诗背下来了，不知其意，但知其音其调，就像上私塾的孩子背“子曰学而时习之……”姥姥念这几句诗的时候是感情深沉的。
　　姨姨会背更多的诗。姨姨还会背新诗，胡适，俞平伯，刘大白，徐志摩……姨给倪萍和倪藻读过冰心的《寄小读者》，虽然用的是孟官屯——陶村口音。
　　姨特别喜欢孩子，姨精心关注着有关孩子的一切。全家只有姨会说家乡的童谣：
　　
　　鼓鼓头子鸡，
　　瞎嘎嘎，
　　老娘要吃（个）鲜黄瓜。
　　鲜黄瓜有毛儿，
　　要吃鲜桃儿。
　　鲜桃有嘴儿，
　　要吃油饼儿。
　　油饼喷香，
　　要吃面汤。
　　面汤稀烂，
　　要吃鸡蛋。
　　鸡蛋腥气，
　　要吃公鸡……
　　
　　真是妙不可言。倪藻总觉得全家都是一些温柔的、慈爱的、妙不可言的人。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从小就生活在绝无争议的无限的温柔和慈爱里。
　　而且他知道他是全家的希望。当妈妈哭天抹泪的时候，总有人劝她，可你有这么好的孩子！当姨姨长吁短叹的时候，也有人劝，就指着你的外甥吧……
　　然而姐姐对一切的看法没有那么乐观。当倪藻说等我长大了我要挣钱养活姥姥、妈妈和姨……的时候，姐姐总是说，上哪儿挣钱去？当倪藻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发明一样东西能让所有的穷人都从里面找到好吃的时候，姐姐说，瞎说，没有的事。当倪藻说咱们家多好呀的时候，姐姐说，听说，爸爸要不要咱们了，爸爸要给咱们娶一个后妈。后妈，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后妈比魔鬼还可怕，倪藻早就知道了。他们班有一个姓孔的同学，他老是那么可怜，手上耳上脚上都长疮，眼睛经常是哭肿了的，作业也完不成……他没有亲妈，有后妈。
　　这个秋天的下午，倪藻告诉了姐姐课堂上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今儿上午最后一节课是“修身”。白老师教的，啊？就是那个个儿特别矮，从来都是板着脸，瞪着眼，胆小的能让她吓哭了的。倪藻继续说，不是最后一节课是修身吗，这课的课文是《中日满亲善合作》。你猜怎么了，白老师刚念这个题目底下就乱成了一团，连平常最老实的学生也闹上了。有的出怪声。有的做鬼脸。有的突然吆喝了一句“臭豆腐——酱豆腐”。有的弄得铅笔盒劈里啪啦乱响。还有的就骂起来了“好孙子啦！”“你孙子！”可真热闹啊，比白塔寺还热闹。我也闹了，我为什么闹，我也不爱上这个课。我们这么闹，白老师管也不管，她站在讲台桌后边，笑嘻嘻地瞅着我们，好像还挺高兴的呢。我们就来劲了。后来就上了椅子。后来就上了桌子。你说有这样上课的吗？可白老师不管，光笑。也不能说不管，同学上桌子厮打起来的时候，她喊了几句“下来下来下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就这样，下课铃响了，她笑嘻嘻地说：“下课！”同学们就“噢”地哄叫一声，都笑了。
　　倪藻说得很得意，但姐姐担忧地说，再别说了，别让日本教官知道了。你知道吗？现在是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不管在哪里，要是有人说日本人不好，日本人就会知道，就会把你们抓起来。我觉得白老师现在很危险。姐姐严肃地说。
　　姐姐怎么会知道这些，想到这些呢？姐姐常常那么忧郁。为大人的事而忧郁。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当然。姐姐比他大一岁，这就注定了什么事情都比他懂得多，想得也多。夜晚，有时是倪藻已经睡了一觉了，通过小小的后窗会传来胡同里的单调而凄婉的笛声。笛声哆嗦着，像哭，又哭不出来。倪藻知道，这是算命的盲老人，在他的小孙女的牵引之下，吹笛招揽生意。他同情这个盲老人，他便说，咱们也算个命吧。不等妈妈说话，姐姐便说，你知道个什么。那瞎子，说不定是卖大烟、卖白面儿的，假装算命。要不，算命就算命吧，干吗这么夜深人静，大家伙儿都钻了被窝睡下以后，他才出来做事呢？人家睡了以后，还怎么算命呢？其实那笛子是暗号，是告诉买主，他带了什么私货，带了多少，多少钱一两。愿意买的，就会吱扭吱扭打开大门，把瞎子让进去……说得倪藻毛骨悚然。特别是听到瞎子凄婉的笛声以后，再听到深夜显得特别清晰锐利的吱吱的开门声，倪藻吓得后脊背沟里冒凉气。
　　还有拍花子的呢，倪萍对弟弟说。大白天，你走到一个小胡同里，僻僻静静，四周没有一个人，这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向你那么一笑——还笑呢。再向你把手轻轻一招，不好！你就只能跟着他走，想不跟着他走也办不到。然后他就把你带走了，你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妈妈了。他把你卖到远方做奴隶去了。这还是最幸运的，要不他就把你宰了，用小孩的心、肝或者脑子做药，做好了药，装到小葫芦里。你不信吗？西四北大街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叫六儿的孩子，就是这么着让拍花子的给拍走了。
　　有的是老师讲的。有的是姥姥姨姨妈妈讲的。倪萍爱听这些，也记得住这些。她和妈妈姨姨姥姥有自己的女性的语言。然后再由她讲给弟弟。
　　倪萍的脸模子显得丰满。其实她一点也不比弟弟胖。她说话的时候有点笑嘻嘻，但两只眼睛不依不饶地盯着别人，过分热情地非让别人信她的话不可。
　　姐姐说，咱们要有一个好一点的爸爸多好啊！倪藻翻翻眼，不知道姐姐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爸爸是坏还是好，他没有评论。他有爱、有怨、有希望和失望、有疑问，但他并不认为就是爸爸不好。他常常看到胡同里的小孩子和班上的同学的爸爸们。未老先衰的，红烂着一只眼的，打躬作揖的，见人傻笑的，大多是一副倒霉相。有这样的爸爸，又有什么好的呢？有一个坐小汽车的爸爸，是他们班穿戴最崭新的张钟晨的家长。他捐给学校一车煤。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提起他来就像提起神仙。倪藻最敬爱的级任老师（级任老师，犹今之班主任。）每晚给张钟晨补习功课两小时。他们的级任老师多好啊，全市的小学教师来旁听他的课。然而在那堂公开课上，张钟晨念下一段课文、回答出一个问题来了吗？爸爸捐煤也不行。爸爸坐小汽车也不行。级任老师补习也不行。在这堂课上对答如流、使旁听者惊叹，为老师增光，为学校和班级增光的是谁呢？是张钟晨吗？去吧，边儿也沾不上。那是他，全班最小最矮的倪藻啊！
　　只有一个同学的爸爸他是有特殊的好感的。那个同学是混血儿，叫朱希礼。小黄毛，小洋毛，小杂种，他一来就受到全班同学的欺侮。然而，倪藻喜欢这个同学。他到朱希礼家去过一次。朱希礼的妈妈是俄国人，爸爸慈祥而且庄严，跟朱希礼的母亲说话的时候是那样亲切和蔼。真叫倪藻羡慕啊！
　　姐姐谈到静珍姨姨的时候还说，如果姨父不死，姨姨的生活就会好些。真的吗？倪藻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姨姨。姨姨正在牙疼，一只手捂着腮帮子，流口水。姨姨常常牙疼，有时疼得整夜呻吟，有时半边脸肿老高。但她决不肯进医院。她怕医生尤其怕西医，怕吃药，提到打针就魂飞天外，叫做“晕针”。更不必说拔牙了。听到倪藻的问话，姨姨放声大笑起来。姨姨说，我的傻外甥，那个短命鬼若是不死，我怎么会到北京来，怎么会跟你们家住在一起、怎么会见天守着你做作业呢？
　　倪萍后来知道了。她埋怨弟弟不该问姨这样的问题。姐弟二人吵起来了。妈妈说算了算了，问就问吧，她早就不怕问了，她无所谓，她不会伤心也不会掉泪的。
　　倪藻的脑子里没有这么多忧郁的东西。上学——优等的成绩，回家——充盈的钟爱，玩——这就是童年。
　　于是，在不可摧毁的童年的快乐里，在秋分以后这一个明朗的日子，在下课以后，在明媚的秋天的太阳的照耀之下，倪藻在自己的家门口和住家近的几个男孩子一起玩“逮人”。为了确定先由谁来“逮”，手心手背，单奔儿倒霉，他们叽叽喳喳叫着出手。追、跑、笑、胜利、失败、闪开、得救、遇险、“被捕”……都玩得很高兴。笑声和喊声响彻了整个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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