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活动变人形
作者：王 蒙
但倪吾诚没有死。他满面红光，身体健康。也许正是因为静宜骂誓的时候和骂誓以后不那么坚决，心里的仇恨攒得还是不够足也不够决绝，因而使她们的“誓”失去了效力，因而保住了倪吾诚的一条命吧？谁知道？
倪吾诚又怎么能不满面红光呢？他天天吃馆子，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个该死的家伙哟！
第四章
倪吾诚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叫做孟官屯的穷乡僻壤里。那里已经靠近渤海，全是盐碱薄地，又常闹蝗灾，民不聊生。一提到家乡，倪吾诚就想起小时候学会的一段民谣：
羊蛋，
上脚搓，
你是我（读鹅）兄弟，
我是你哥。
打壶酒，
咱俩喝。
喝醉了，
打老婆。
打死老婆，
怎么过？
有钱的，
再说个。
没钱的，
背起鼓子，
唱秧歌。
这首歌谣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彻骨的力量。倪吾诚有很好的记忆力，却记不起他是跟谁学会了说这首歌谣。他觉得这首歌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似乎是预先镌刻到了他的骨头上的。这首歌谣的先验性使他感到不寒而栗。
许多许多年以后，这首歌谣传到了倪藻那里。经过了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倪藻把这首歌谣忘却了。那首歌谣和它所代表标志的生活，似乎从此在中国消失了。但是在经过了许多坎坷以后，在倪藻利用出国访问的闲暇访问了史福岗家以后，他忽然想起了这首内容与他对西欧国家的访问毫不相干的歌谣。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中国的穷乡僻壤的图画。他不寒而栗，难分难舍。
是的，这是先验的。因为不论是倪吾诚还是倪藻，他们出生在一块“羊蛋上脚搓”“打死老婆”“再说个”的土地上，这是他们事先不知道的。
如果倪吾诚知道，他还有勇气生下来吗？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旧事。倪吾诚家是这个穷乡僻壤的首户，是一家大地主。他听说过，他的祖父是一个有名的举人，主张变法维新，参加过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公车上书”。他自费刻印过提倡天足的传单，这在当时，大概是十分过激和冒险的革命行动。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祖父是自缢身亡的。家里大人从来没有正面告诉过他祖父的事情，这一切是他从管家、从亲戚那里似懂非懂地听来的。
倪吾诚还有一个伯父，是一个疯子。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成条条缕缕，又唱又哭又笑，有几次被绑起来。倪吾诚依稀记得，他直到死，腿上还绑着铁链子。
倪吾诚的祖母为家庭遭到的不幸深感恐慌。她认定家里是受了邪祟。她与倪吾诚的父亲与叔叔商量该怎么办，她的这两个儿子提不出任何方案。倒是她的儿媳——倪吾诚的母亲敢想敢说，颇有些气魄。这位儿媳建议说，必须举家迁移，以避邪除祟。
她的大胆的建议被接受了。但是周围的大屯子里没有他们落脚的地方。于是她们选择了离孟官屯六十里地的更加穷困、交通更加不便的陶村。她们花费了许多钱，用三年时间在陶村盖起了一座宅院，包括一个有两亩地的梨园。还有一个粮场、一个磨坊，二十几间规格不等的房。就在光绪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一九○八年），他们迁徙到了陶村。
与激进的父亲、精神特异的哥哥迥然不同，倪吾诚的父亲倪维德是一个老实巴交、反应迟钝、相当窝囊的人。他左肩高、右肩低，口齿不清，难得说几个完整的句子，而且终生习惯性腹泻而又多尿，一年四季没完没结的鼻涕、哈欠、喷嚏。倪维德从青年时代就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这使倪维德的母亲大为愤怒、懊恼、痛心。但倪维德的妻子即倪吾诚的母亲独具眼光，对丈夫吸鸦片抱相当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她来到倪家以后，隐隐感到了倪家特有的“邪”，那是一种灵气，一种热情，一种躁动，一种痛苦。那是一种诱惑、一种折磨、一种毁灭一切也毁灭自身的毒火。所以有了公公的变法维新和自缢身死。所以有了大伯子的癫狂。她害怕这种邪祟会毁掉倪姓全家。在孟官屯的大宅院里，夜间起风的时候她常常听见一种呜呜的声音，像动物的鸣叫，像冤鬼的哭泣，她认为这就是邪祟，她毛骨悚然。大伯子死后她有好几次做梦梦见了他。作为弟媳，她本来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梦中的大伯子神态安详，没有病。他用一种奇怪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声音颤抖着说：“我抽大烟把病抽好了。”然后他的影像渐渐消失。但这句话，这苍茫颤抖的声音仍然在倪维德的精明强悍的妻子的耳边回响。醒过来以后，她仍然听到那神秘的声音：“我抽大烟把病抽好了！”
于是发生了顿悟。祖宗有灵，苍天有眼，倪家命不该绝。鸦片原来是救命的烟！请想想，如果倪维德的父亲吸鸦片，他还可能去主张什么变法维新，参加什么公车上书，提倡什么天足大脚吗？他还可能自缢身亡、死于非命吗？吸鸦片的人即使活得不如猪狗，也不会自己结果自己的性命。不愿苟活的人只能是疯子。如果疯大伯早年吸上鸦片，他还会那么痛苦、那么暴跳如雷、那么与世界与家庭与一切人势不两立吗？吸鸦片的人是多么安宁、多么安分、多么安然啊！
而倪维德吸鸦片，这不正是倪维德的可爱与可靠之处吗？
倪吾诚的母亲从此殷勤地侍候丈夫吸大烟。她有时还陪丈夫吸两口。但她非常清醒地掌握自己，她绝对不让自己沾上鸦片的“瘾”。
果然，鸦片拴住了倪维德的心，保护了倪维德不受邪祟的侵袭。他唯唯诺诺，随遇而安，胆小怕事，有大烟抽就行。据说有一次他偶来豪兴，要亲自宰杀一只鸡吃肉。他在众仆役的保护与助威之下抓住鸡，扭动鸡的翅膀和脖子，把磨得飞快的利刃放到了热乎乎的鸡脖子之上。只需将刀柄轻轻一拉就可完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屠宰大业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心慈手软还是由于犯了鸦片瘾，他功亏一篑，把刀子向地上一抛，把鸡放了，回屋躺到炕上捻烟膏去了。
与此同时，倪维德的身体也愈来愈虚弱了。宣统二年（一九一○年）他的妻子怀了孕。全家认为是一件大喜事，并且归功于陶村的风水好，他们的迁居胜利了。但到了冬天，倪维德变得气喘吁吁，咳嗽哮喘，痰中带血，从早到晚靠在热炕头上，披着皮袄，却还冻得簌簌发抖。宣统三年正月，倪维德的老母病故。倪维德带病举丧、哭灵、守灵、服孝、出殡、打幡、摔盆、入殓……等到太夫人入土为安以后，倪维德也就卧床吐血不起。这年三月，倪维德耗尽了最后的气血，一命归阴，死的时候皮包着骨，只剩一个架子。
倪维德的妻子怀胎五个月的时候死了婆母，怀胎七个月时死了丈夫，她痛不欲生，哭了好几个死去活来。丧事办完，这一胎使她觉得异样，觉得恐怖、有点厌恶却又分外珍贵。倪维德体虚性弱，结婚以来很少与妻子同房。身高力大的妻子一心经营家务，力挽倪家的颓势，而夫妻恩爱、男女私情这根弦压根儿在她的灵魂和肉体里就没有震响过。相反，她无师自通地对这根弦不仅冷淡、虚无主义，而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蔑视、烦恶、避之唯恐不及。在这种心情下怀了孕，然后婆死夫亡，使她充满不幸的预感。另一方面，为倪家传宗接代——要生个儿子——的前景，又给她以神圣悲壮的使命意识。丈夫的死，也使“遗腹子”的意义更加不同寻常。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前三个月，倪维德的遗腹子倪吾诚来到人间。这个胎里便蒙受了接连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的孩子成长得十分茁壮。在他身上有他母亲的高大健壮，却没有母亲的精明。他好像既有过人的聪明又比正常人少一个心眼。他七个月长牙，不到一生日就学步走路，一岁半的时候进县城洋楼（这是当地百姓对于该地区唯一的天主教会医院的俗称）种过牛痘。他四岁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五岁上私塾，九岁又上了洋学堂。一进洋学堂他就迷上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十岁时一次他被母亲带上走姥姥家，正碰见舅舅的小女儿裹小脚，他立即无师自通地慷慨陈词，发表反对缠足的意见，声泪俱下地控诉缠足的愚昧和野蛮。这得罪了舅舅，也吓坏了母亲。母亲在他身上又看到倪家的邪祟的应验。她又想起了孟官屯旧宅院深夜传来的呜呜声……究竟倪家造了什么孽呢？究竟她的祖上又造了什么孽、以致使她变成了倪家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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