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活动变人形
作者：王 蒙
第一章
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阴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你说，这弦有多长？
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与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
这根弦已经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
看树叶像北方的槐树，但又比北方的槐叶肥大。最奇妙的是，尽管树叶密而多，它们只长在树冠的顶部，像一层薄薄的华盖，于是树叶下面的网状交错的枝条、线条与空隙与天光，完全分明。
所以说那弦是太长了，穿行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不愿也不敢轻易地将它拨动。
我知道旁边就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高级轿车从这路上驶过，路的两侧是丰满而又恢宏的法国梧桐。我知道另一边是迷人的美丽的湖。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鬼使神差的、绵绵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春天。春天辽阔无边。但我暂时只愿在这小路上漫步，好像我只属于这条路，这条路也只属于我。
如果这样一根弦震颤起来了，它的声音，难道能够是和谐的、能够使喜欢鲜花和糖果的好人们觉得入耳吗？
一九八○年六月十七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欧洲一个发达国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Ｈ市。倪藻四十六岁，满头青丝，谈锋机敏，眼神活跃，动作麻利，走起路来两条并不健壮的腿捯得相当快。如果不是看到他脸上的特别是眼角和嘴角的细密的皱纹，如果不是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目光中那种深含的悲悯，大概会认为他年轻有为，善于调摄，驻颜有术，风华正茂。
早晨八点十三分，倪藻他们在Ｂ市的机场登上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
九点刚过，飞机在Ｈ市机场降落。“这么说，我们来到了Ｈ市了？我也许可以找到史福岗教授了吧？”他问担任他们团的向导和翻译的贝蒂小姐。
“我一定尽力帮您找到您的老朋友史福岗。”殷勤的、一丝不苟的贝蒂小姐，用清楚而又标准的中文回答。
倪藻有点恼恨自己。为史福岗，他啰嗦什么呢？史福岗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归根结底，真正曾经是史福岗的老友的并不是倪藻，而是倪藻的父亲倪吾诚。倪藻这次出访，与父亲倪吾诚有什么相干？倪藻即使不出国，即使他与父亲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父子二人之间又有多少相干？
然而半年之前得到国外有关方面的邀请的时候他立刻想起了史福岗。一路上他没有忘记史福岗。去Ｈ市看望一下史福岗，这似乎是去还一个愿，似乎是一种寻根究底，似乎是去拨动一根久已沉睡的古弦。
到达Ｈ市以后先是参观东方书店，然后到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机构与一位体态娇小、面孔庄严、戴着两片巨大的眼镜的女博士会见，然后到港口参观和用饭。用饭的时候由当地最大的报纸的主编陪同，倪藻与他随意地却是全神贯注地讨论了毛泽东在世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的地位。报纸主编向倪藻介绍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毛主义”的红卫兵运动对于当时的欧洲青年的重大影响……他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以至午餐以后登上去Ｈ大学的汽车的时候，除去最后的浇白兰地酒的布丁以外，倪藻想不起来中午究竟吃了什么。对，有一小碗浓汤，有很重的洋葱味，又咸……日程排得太紧了。
下午两点钟开始与Ｈ大学的六位汉学家座谈。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欧洲血统的。另外两位先生本是倪藻的同胞。年长的那位是汉口的一位著名京剧武生的弟弟。那位武生演的武松风靡大江南北几十年。名武生的弟弟从四十年代出洋留学，后来定居在Ｈ市，现在穿着合身的米黄色西服，打着一条双色领带，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气度与做派与那六位无异，完全看不出他的兄长及武二郎对他有什么影响。只有他说话的腔调，包含着一种老式的多礼和亲热，使倪藻不时想起他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梨园子弟来。
另一位同胞一下子就引起了倪藻的兴趣，就像他们过去曾经熟识。那人宽肩膀，身材适中，两颊像刀砍过似的平直有力，大眼睛柔和当中充满畏缩和惶恐，与他那上挑的、眉心连在一起的长眉颇不协调。依倪藻的经验，这样的眉毛应该是争强好胜、显露浮躁的性格的征兆，这样的眉毛的主人的目光也应该是得意洋洋的。这样的人按理属于一触即发、随时准备露一手和压别人一头、什么情形下面都不甘寂寞的那种类型。
这位同胞的整个神态也是自从倪藻在Ｆ市航空港缴验护照入境以来所没有看到过的。这里与以谦虚为最大美德的东方不同，这里的每个男人与女人，包括小孩子都是那样的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现下的这位西装笔挺的同胞老弟，虽然具有一切令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外部征兆，却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卑怯，近乎凄凉。
一进这一间清爽的、一尘不染的、虽然顶棚不高面积也不大却是非常明亮和舒适的会议室，倪藻第一眼便发现了这位同胞老弟。他身上的悲剧气氛，悲剧气氛下蜷缩着的暴躁、才情或者顽劣，一下子就打动了倪藻。倪藻选择了一个离他近的座位，向他微笑，并递过去自己的一张名片。
“老弟”立刻掏出了自己的淡蓝色的姓名卡。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
Ｈ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历史学硕士
赵微土
他向他点头致意，并奇怪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名字。
座谈进行得比较表面，主要由健谈而又博学的代表团团长与德方的几位学者进行。倪藻，稍稍放松了一下自己。他抬头望着窗外的绿树和树枝上跳跃着的两只小鸟。倪藻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种类相同的鸟儿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是不是鸟儿也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怨嗟和快乐呢？
倪藻他们的代表团长侃侃而谈：
“先生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近三十年来以及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困惑、意外、难以猜测甚至难以理解，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从祖先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参与了许多事变、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都是身临其境的人，就是我们也常常觉得困惑和难以理解……”
团长的话引起了笑声，倪藻也笑了。笑是好兆头，倪藻想，共同的笑声，这也算是一种沟通吧？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革命的手段把中国社会翻了一个个儿，用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是绝对必要的、伟大的与神圣的。没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古老的中国就无法继续生存，无法迈开一步。当然，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团长继续谈。倪藻觉得他谈得很好。为了振作精神好好听一听团长的谈话，倪藻站起身来，走到透明的恒温咖啡壶边，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赵微土示意他加糖和白色配料，被他谢绝。喝黑咖啡，这是他小的时候便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
“……但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感到遗憾。”长着多肉的半透明的手指的浑圆的学者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他寻找翻译，扫了一圈，贝蒂小姐不在场。赵微土向他做了一个“您请”的手势，他改用母语说话，赵微土给他当翻译。“我对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遗憾。一九六六年我还在大学读书，我认为中国的红卫兵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反传统、反体制的青年人找到了一条快速地改造社会的方法……”
多肉的学者的话使倪藻吃了一惊。这次出国，对于来自右面、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共偏见的种种误解、疑问乃至挑衅，他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超左的论调。只是这位先生的外形与他的观点似乎一下无法令人协调起来。按照公认的标准，这位先生显然应该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然而，改造社会的任务，从来不是能够快速地完成的。”团长简略地、却是针锋相对地回答。
再一次响起了共同的笑声。
赵微土用英语补充了几句话，然后自己翻译说：“我说，我对他所说的文化革命与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快慰，感到欢欣若狂，要不然，咱们中国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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