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活动变人形(续)

作者:王 蒙




  于是谈起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历史。女主任说,中国的文化是奇妙的文化,中国的历史是奇妙的历史,中国的生命力是奇妙的生命力,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奇妙的知识分子。她说,这种文化的发生、形成、发展和迄今的存在本身便是历史的奇迹,人类的奇迹……
  但是近百年来我们大大地落后了。一位中国同志插嘴说。
  你大概是指经济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女主任说。这当然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我们这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后果。有人认为,这种发达的消极面比积极面还多。人们越来越倾心于一种古老的、注重保护自然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文化。对于你们的悠久的历史来说,一百年只是一瞬间。显然,你们能赶上,你们能吸收一切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并且加以改造。比如说印度的佛教。还有马克思。还有俄国的革命。奇妙的是,你们既能吸收也能适应也能改造成你们自己的东西。西欧也面临美国的强大的影响,好莱坞、可口可乐、摩天大厦、快餐和摇滚乐。这里充满了矛盾冲突。我们同样也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个性。
  尤其使我惊异的是你们的知识分子,女主任转换话题说。一年来我接待过不少来自中国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以前,受到了许多打击和迫害。我想,如果是我们这里的一位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么许多不公正的、可怕的事情,他多半不会活下来。不自杀也要发疯。不发疯也要从此变成一个消极颓废、悲观厌世的人。有些人过得好好的还要厌世、还要自杀呢。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同,你们的处境刚刚得到些微的改善,你们已经毫无怨言地投身到国家的发展建设的事业中去了。如果不是亲自与你们接触,我也会怀疑你们的乐观和信心是被迫地违心地做出来的姿态。但我现在知道了,你们的乐观与信念是真诚的,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乐观主义的源泉在哪里呢?
  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
  来自关于社会进步的理想。我们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的理想,对于世界,仍然是最富有吸引力的。
  中华民族特有的韧性、耐性、坚忍不拔的精神。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意志力量。
  人们说的大同小异。倪藻没有说话,但是这个问题引起了他的思考。说也怪,在国内他已经听够了各种泄气话和牢骚,听够了各种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半玩笑半当真的怪话。而恰恰是在离开祖国上万公里以后,在他能以更从容更宏观地观察和思考、能以异国为参照的时候,他自己也不能不惊异——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力量确实是奇妙的。
  而这是很难让戴眼镜的奇妙的女主人了解的。甚至难以让自己的子女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上一代人曾经是生活在怎样的起点上。他们已经走过了怎样长的一段路。艰难、奇妙、别无选择。
  “中国是神秘的,又是亲切的,”女主任最后说,一一握手话别。
  中午饭后立即赶到了国际航空港,访问云云也不过是匆匆的一瞥,匆匆翻过去的一页。机票上写的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起飞。就要回国了,倪藻既对这段旅行生活和欧洲不无留恋,又有一种“终于可以回去了”的轻松感。其实,他们离开北京刚满十三天。
  他没有想到的是赵微土竟然特意从H市乘飞机赶来送他。赵微土的脸色比那一天要平静得多。他有一小包东西委托倪藻帮他带到北京,转交给他在国内的亲属。
  “我很感谢您那天与我的谈话。我好像不那么难过了。但我有时候仍然想不通,好像是想不通,为什么做一个中国人是这么难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进步要这样难,要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呢?少付出一点代价,不行吗?您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里就是有许多人,他们一听到战争,一听到革命,确实是谈虎色变……”
  扬声器里已经传出要求乘坐这一班飞机的旅客前往指定柜台办理乘机手续的通告。女广播员的声音干练而又温柔。
  同团者催促倪藻去办手续。倪藻只来得及对赵微土说:“也许你是太年轻了吧?我说的不只是年龄。”
  他挥手与赵微土告别,与送行的该国接待人员告别。赵微土也向他挥手。他踏上了电动甬道,他离赵微土越来越远了,赵微土忽然想起了什么,喊道:“史太太说,请你一定……”
  人声嘈杂。倪藻只是从口型上看出来,是叫他向父亲问好。
  当然。当然要问好,要说说史福岗在H市的公寓,说说史太太的生活,特别说说那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他在异国,在那里似乎接上了一段截断已久的胶片。那本来是永远死去了的、永远沉睡的往事。他曾经多么快乐地跨过了和埋葬了那往事,那比生活和人还要强的怨恨和残忍,那比怨恨和残忍还要沉重的无聊与空洞。他忽然又寻觅到了它们的遗迹,这是惆怅的。也许还有一点激动。但他似乎更有把握回答赵微土了。为了改变他童年时代领教够了的生活,这一切的代价,也许并不算太高。
  但当他坐上了飞向北京的班机以后,当他飞行在厚厚的云层上,当他拿起了空中小姐拿给所有的乘客的中国边防站与中国海关制发的“入境申请表”和“海关申请表”的时候,离北京越近,离八十年代的中国现实越近,他越觉得没意思了。他为自己曾有的激动与惆怅而害羞了。
  当然,也算是一个谈话资料。叫做聊充谈资。否则,他又能与父亲谈点什么呢?
  然而连这谈话资料也已经是不需要的了。倪吾诚正在走向他的生命的尽头。
  刚满七十岁的倪吾诚住院已经五天。不吃东西已经十多天了。发烧,喘不过气来,肠胃出血。大便黑如柏油。他躁动不安,只重复一句话:倪藻什么时候能回国来?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大限的到来。
  “死”从来是倪吾诚喜欢清谈的一个题目。“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有时这样说。太阳系、地球、人类都有自己的时限。然而无可怀疑的是,在此一太阳系、此一地球、此一人类毁灭的同时,又有新的太阳系、新的地球、新的人类诞生和形成起来。他援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述说。这是怎样地高瞻远瞩,怎样地令人超拔舒展呀,他补充赞道。想长生不老的人只能是个人野心家。我从宇宙万物中来,回到宇宙万物中去——最终一个“土馒头”。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在松柏常青、万物岑寂的坟墓里漫游,他常常带孩子在墓地散步。他常常默默地看着一个一个的墓碑,想象着死者的生的与死的烦恼悲痛。和这一切的最终的解脱。
  医院说,没有病床。他没有领导职务,没有高级职称,没有社会头衔,不是代表人物,哪一边也够不着。只能回家躺下不吃不喝地便血。
  倪藻回国以后,辗转托人,总算挤入了一间病房,进房前先在楼道停放了七个小时。医生检查,发现了他的时而窒息,他的内出血,他的不进饮食,他的周身躁动不安的痛苦。情况十分严重。怎么搞的?把病人拖成了这个样子才送医院?
  倪藻只能报以歉甚的苦笑。
  闹不清是病重才住院抑或是住院才病重。一住院——虽然病床的床单极为肮脏。由于是临时加床,床紧靠门口,一开门一关门都给病人造成极大的干扰——一切立即正式的严重化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顿地供氧。氧气瓶漆皮剥落、到处是锈斑麻点,像一枚不祥的导弹,停放在病房门外。病房太小。为了保证一定的湿度,氧气要先经过一个盛水的瓶子。瓶子里时而出现一个又一个微小的气泡,如衰弱无力的沸腾,而后复归于静止平息。这是倪吾诚的生命仅有的、勉强的、不稳定的生灭。
  滴注葡萄糖与生理食盐水。万能的滴注瓶子无依无靠地悬挂在支在病床栏杆上的金属架上,它的万能似乎正是它面对病魔和死神的无能的标志。注射止血与调节血压的药剂,发现血压过低的时候使之升压,反之又让它降下来。于是不再躁动了,他闭上了眼睛,呼吸沉重如哀痛的呻吟,脸上或有不可知的与微不足道的表情掠过。经过这些处理以后,每天已可以咽下几勺藕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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