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活动变人形（续）
作者：王 蒙
我回来了，我去了Ｈ市史福岗的家。史福岗不在，但是史太太在。她问候您。
啊，啊，好，谢谢。谢谢史太太。
我已经问过医生了，他们说问题不大，一定会好的。很快就会好的。他们会精心治疗，您不要着急……
啊，啊，好。谢谢医生。谢谢大夫。
来看望您来了……
谢谢……
没有睁眼睛。本来睁眼睛对于倪吾诚也早已失去了意义。他失去视力已近十年。那是刚到“五·七”干校以后不久，发现了他的严重的白内障与青光眼症。需要做手术。县医院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那时是赤脚医生在占领医疗阵地。倪吾诚突然表示了态度，他声称他坚决热情地支持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准备用他的一双眼球来支持。他的这种热情支持甚至使对他进行监督改造和群众专政的“左”派们也目瞪口呆。按照“公安六条”的规定，不得参加文化革命的倪吾诚“左”起来竟能使真正的理直气壮的红“左”派黯然失色。而后他基本上丧失了视力。你又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眼睛如果不交给赤脚医生，就一定能够得救呢？倪吾诚雄辩地反驳埋怨赤脚医生也埋怨他的轻信的亲友。
几年之后跌跤跌断了右腿的小腿骨——本来他的小腿骨就长得过细。这使他自幼就深感痛惜。半年之后他的小腿骨愈合了，但是两条腿的肌肉已经同时萎缩，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住院一个星期以后，他忽然缓慢地却又是清晰地说：“也许用不着多久了吧？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她曾经说过，人咽一口气，也不容易。这话我至今还记得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间屋子还空着呢。”
然后就沉沉地睡过去了，医学上叫做昏迷。叫做脑软化。
又过了四天，经过了多次抢救。终于来到了一个时刻，刺耳的电铃响起，所有的医生跑了过来，人工呼吸，按摩心脏……更像是仪式。一切都不必要了。大家放了心。
这个高大身材的人死的时候蜷曲成了一团，眼窝、两腮、胸腹深陷。像一个吐完了丝的缩成一团的蚕蛹。却没有蛹的饱满。
倪藻说，他死了。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
静宜听说倪吾诚的死讯后说，他死了，为社会除了一害。我恨他。死了我也恨他。我恨死了他。衰老的静宜说起他来仍然面色青白。
只有倪萍独具慧眼，她认为静宜这样说其实反而反映了某些残存的对倪吾诚的感情。
倪吾诚和静宜的第三个孩子，倪萍和倪藻的妹妹倪荷至死没有见她的父亲。倪藻曾经谨慎地把父亲病危的信息告知了倪荷。终于，没有见。
在倪吾诚失明以后的十年里，见一见倪荷的愿望折磨得他几乎发狂。他几次在见到倪藻以后谈起他见倪荷的愿望，他说他只想听一听倪荷的声音，摸一摸倪荷的手，倪荷拒绝叫他爸爸也没有关系。他援引一位外国名人的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瞎了，她昼夜思念着儿子，她想摸一摸自己的儿子，但她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她的儿子反而先死了。她要求，哪怕是遗骨，她也要亲手摸一摸……说到这里，倪吾诚呜呜地哭了起来。然后他又讲了已经给倪藻讲了不知多少遍的巴甫洛夫的狗的故事。他愤怒地用控诉的语言说，倪荷对他的态度是对他的虐待，是故意的冷淡，是折磨，是不流血的谋杀。他的哭泣与锐利的语言使倪藻同情，也使倪藻愤慨和厌恶。这一类的话倪藻已经听了几十年，从解放前听到解放后，从童年听到青年、中年，够了！远里不说，解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从倪藻还不过是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是儿子向父亲诉苦、抱怨、求助，而是反过来，父亲向儿子诉苦、抱怨、伸出求援的手。每次见面倪吾诚差不多都要讲自己的不幸，自己的耻辱，自己的痛苦。一想到自己在少年、青年时代听了这样的话是怎样地受不住，怎样地如同得了热病，倪藻不禁也发起狠来。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吗？他竟能对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的孩子大发神经、叫苦连天，他竟能把自己的灵魂里的沉重负担转嫁给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在自立以后反而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事情打扰过父亲。如果说生活冷淡了倪吾诚，倪吾诚不是更加十倍百倍地糟蹋了、耽误了、背叛了生活吗？他究竟为家为国为社会为他人做过一点什么呢？这样想下去倪藻只能发抖。
倪荷与父亲的彻底决裂大体上也是这样引起的，虽然倪藻不知道个中细节。在倪萍和倪藻的榜样的带动下，在“新社会人和人的一切关系都是新的善的美的”的信念下边，五十年代后期与六十年代初期，少女倪荷曾经非常友好地动情地对待父亲，虽然在她的记忆里几乎就没有过这样一个父亲，而且解放初期父亲就已经与母亲离婚，而她当然是跟随着母亲的。倪荷对待父亲的态度曾经与任何女儿对待自己的生父无异。她买了猪头肉给父亲下酒。她劝父亲少吸几支烟。她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看望父亲。然而倪荷的神经终于没有经受得住父亲的唠叨与牢骚。她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与父亲断绝来往，便有可能变成父亲抓住的一根稻草，父亲终生是溺在水里的，他势必要拉住这个那个与他同归于尽。她后来气恼到那种程度，不能原谅到那种程度，使倪藻也为之瞠目。
只是在最后的一年，倪吾诚没有再提过倪荷的事。他已不抱希望。他似乎自知不起，虽然他既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对“病很快就会好了”表示怀疑。在最后的时刻他对一些人一些事的反应只剩下了“谢谢”。他终于不再骂人、不再叫苦连天、不再发牢骚了。
难道对于这样一个人，死真的是一种安慰，一种解脱吗？
而且，事实上，他死以后，他的亲属们生活得更轻松、更单纯、更容易一些了。一位亲属在他死后痛哭失声，这是唯一的一个为他哭出声音来的人。她边哭边说：我现在想起他的好处来了。事实就是这样，他只是在死后才被个别人想起了好处。他的“所在单位”的有关领导人员也终于为他的死长出了一口气。这个单位有了这样一位先是工作人员后是退休人员最后临死前几个月被“落实政策”从“历史反革命”又变成了“离休老同志”的人士，确实是这个单位“倒了血霉”。最后，就在太平间的存放尸体的冷藏柜旁边的平台上，举行了与倪吾诚的遗体的告别仪式。告别是冷漠的、无所谓的。大家只希望这些程序快快结束。
能带来一点生气的是火葬场来收尸的年轻哥儿们。家属按“规矩”给他们贡献了香烟和白酒，他们嘻嘻哈哈，有一种得道者的超脱的洋洋自得。虽然家属提出了一些哀求，还是没能防止尚未融化的冻硬了的尸体运输途中在灵车上颠颠跳跳碰碰撞撞。尸体直接拉到了火化炉前。那里是极为惨烈的生离死别的关隘。还离得远远的，便开始听到了从那里传出来的这个那个死者家属的疯狂的撕裂人的肝肺的痛哭声。几个同样失声痛哭的人拉着一个哭得最惨并且不住地要向火化炉扑去的妇人。这样的哭声像是为死者，更像是为自己。人生一世，人生一世，又有谁能逃脱以大哭始、以狂哭终的命运呢？又有谁能在回想自己的一生的时候能不大哭一场呢？
为倪吾诚送葬的队伍是空前平静的。平静得堪称模范。没有眼泪。没有呜咽。当然，更没有号啕。
没有让别人——任何人为自己的死去而真正痛苦，这大概是倪吾诚一生中做到实处的唯一一件好事。
然后办手续订下了价格比较低廉的一个骨灰罐。就这样永远地结束了。
还有一个细节，死者到死没有混上一只属于自己的手表。
第二章
不仅倪藻，甚至包括静宜也相信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埋葬了一切旧有的痛苦。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海滨城市做校长的倪吾诚不久便与进驻了那里的海军基地的美国人交上了朋友。他曾与一个美国人一起去那里的海水浴场游泳，他曾亲眼看到那位美国人被凶恶的黄海鲨鱼叼断了一条腿，那位美国人终因血流过多而死去。在这个时期，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大大激起了爱国心的少年倪藻正在狂喜地欢迎“国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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