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活动变人形（续）
作者：王 蒙
在那个私立大学的实践证明了他没有在解放后的大学授课的能力。他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材料、自己的知识、自己的逻辑。他压根儿连自己的工具书与资料书也没有。但他又不乏机智和一星半点的创见，他不会也不肯接受现成的哲学模式、照本宣科。他讲的课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抓不住论点，抓不住中心，抓不住思路和逻辑，使学生听了不知所云的。虽然他对学生的态度极好，而且不论课堂内外，他时时流露着、抒发着对马列理论、革命理论的由衷的赞美的热情。
院系调整以后他变成了无课可授的大学讲师。说是搞研究，他塌不下心来，钻不进去。他羡慕红火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像老处女羡慕着爱情。他的兴趣剩了两条，一个是吃饭馆，一个是游泳。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开业不久时，为了吃上一顿俄式西餐，他怀里揣着一坛茅台酒，骑车十公里，瑟缩着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小时。他的样子更像一个叫花子。
而一到夏天，他就变成了游泳狂。解放后开辟了、修建了许多游泳场所，毛泽东主席又身体力行地提倡游泳。倪吾诚的癖好能从洗浴发展到游泳，显示了时代的进步。他每天都花费两个三个四个小时去游泳。他游的姿势不好，没有速度，但十分老练稳健。他下一次水可以连续游两三个小时、几公里不上岸。一到夏天他就晒成了一条瘦瘦的黑鳗。
四十五岁以后，他开始学跳水。他颤颤巍巍地走到三米高的跳台上，俯视游泳池的水面，一站就是五分钟。在他身后排队等候跳水的顽皮少年等得不耐烦了便冷嘲热讽起来。快呀，别害怕呀！您老这是何苦，要是踒了腰可不是闹玩的。哟，这位老爷子还那儿运气呢！
他终于百分之百地平拍着离开了跳台，啪的一声，实实着着地打在了水上，水花四溅，遍体通红，四周一片哄笑。
那究竟是跳水、还是自杀呢？
如果游泳以后口袋里还有钱够喝啤酒两杯，一碟爆两样，哪怕只是一碟麻婆豆腐，他的情绪就会迅速高涨起来。我才四十多岁，我的潜力百分之九十五还没有发挥出来，我现在搞事业并不晚。我准备研究黑格尔、老子、孙中山、王国维和鲁迅。我要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思想去总结消化古今中外一切哲人的思想遗产。而且要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我还可以搞翻译，我可以著述，我可以……许多资质相当鲁钝的人现在不也在著书立说吗？这不但是事业，也是一种很好的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表了著述译述，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等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我给你们一人买一辆新自行车……
许多次倪藻都真诚地相信了父亲对自己的潜力的估计。而眼看着一个人为自己的潜力的沉睡而痛苦，或者如影片《徐秋影案件》中徐秋影所说，“我是一粒不幸的种子，蒙受着永世不得发芽的痛苦”，这本身就足以令人跌足痛惜。倪藻动情地用各种美好的新社会的语言鼓励父亲，安慰父亲。要进取，要艰苦奋斗，要爱惜时间。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不要患得患失。要克服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和夸夸其谈的个人英雄主义。要目标始终如一，要刻苦地劳动，一分汗水一分成绩，天才即勤奋，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
可我不是圣人。我早就对你说过，两个大问题压迫着我，妨碍着我的潜力的发挥。第一，我的婚姻和家庭。第二，我的社会地位。我已经早就过了不惑之年，我得不到尊重和理解。
倪藻生气了，他与父亲辩论起来，一个有出息的人会这样吗？毛主席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你怎么永远没完没了地强调客观呢？您读过没读过安徒生的一个童话呢？说是有一个坟墓，有一个墓碑。墓碑上说，这里埋葬着一位伟大的诗人，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诗的一行。还说这里埋葬着一位伟大的将领，但他一直没有得到统帅军旅的机会。这里埋葬着一位发明家，但所有发明的构想还只存在在他自己的头脑里……
倪吾诚也悲愤起来。在《阿Ｑ正传》这篇小说中，地位最低的人是小尼姑。连小Ｄ也打不过的阿Ｑ，却可以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皮，小尼姑只能哭着骂一声“杀千刀的阿Ｑ”。可我呢，我现在的地位还不如小尼姑。我是次小尼姑。那些败在小Ｄ和王胡手下、见了赵太爷就发抖的阿Ｑ们，却都可以随便摸我的头皮。我呢，连一句“杀千刀”的都不敢骂。这就是说，我周围的几个资质鲁钝、既没有真才实学、又没有革命的真诚性的阿Ｑ们，他们看准了我的头皮好摸。他们把我看成一个落后分子，一个老油条，一个包袱。他们甚至于批评我无所事事，一味游泳……这样下去，我准备辞职，弄一个小煤球炉，做家庭主妇。不对，我不是“妇”，我是家庭主“男”。
这样的争论使倪藻喘不过气来。幸亏倪藻是那样欢乐地拥抱着欢乐的新生活，才没有在“次小尼姑”“家庭主男”这种独特令人发指的词儿的刺激下失眠太久。
在快要结束一次争论的时候，在倪吾诚快要与儿子告别的时候（一般情况都是倪吾诚来找儿子，因为儿子忙而父亲闲），倪吾诚又多半能把情绪扭转过来。他会说，我对前途是乐观的。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种困难和牢骚，毕竟只是暂时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这一切困难都会烟消云散。
这最后的表示态度实在不像是虚伪的。一方面是对具体处境的无比怨毒的牢骚，一方面是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的对党对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始终如一的歌颂。倪藻无法理解这二者是怎样统一在父亲身上的。倪藻同样找不到任何父亲虚伪地歌颂的必要与可能。这里没有任何作假的动机！入党？提升？捞好处？这一切算计都与倪吾诚无关。
一九五四年倪吾诚宣布要写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文章。倪藻对此颇为怀疑，父亲难道是马列主义的？简直是笑话，是对马列主义的嘲笑。两周以后，写完了。寄给一个大报，又两周以后，报社寄来了校样。倪吾诚欢欣若狂，见人就拿出报社寄来的校样，见人就宣布他的文章即将在某大报上发表，见人就宣布这是他的事业的一个转机，他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见人就发出邀请，他在得到稿费以后将要请各位朋友吃饭。他并且征求意见，你们愿意在同和居还是萃华楼？烤鸭店还是海味店？一连许多天，步履轻盈，笑容可掬，慷慨大方……羽化而登仙。
在改了两次校样，在不知通知了朋友们也通知了孩子他的文章明后天就要发表出来多少次以后，报社通知他，那篇文章不用了。
他面如死灰，几乎被打倒在地上。他骑自行车骑了一个半小时去找早已独立生活工作的倪藻，说话时牙齿格格地响。接着他就腹泻起来，不能自持……然后他大骂报社，声言报社玩弄了他与凌辱了他，声言报社有人剽窃他的文章的论点。一个星期以后，他老了。
一九五五年，他在肃反运动中被“揪出来”了。罪名是汉奸与国际间谍嫌疑。后者指的是他与史福岗等外国人的交往。被批斗期间，他老老实实，无一句怨言。他承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的言行几与汉奸为伍。在浴血抗战的老同志面前，他承认自己是民族的败类。他表示愿意接受“祖国的裁判”。说这个话的时候右手比划着，戳动着上衣的第二个扣子，含义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在该处接受一粒枪子儿。
批斗了一阵子，也没斗出个三七二十一，便不了了之。运动结束了，宣布倪吾诚的问题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于是倪吾诚激动悲愤起来了，他见人便讲司马迁受宫刑的故事，“凌辱”，这个过去喜欢用的词儿又挂在嘴上了。同时，不论在会上会下，公事场合私人场合，他声明说，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受到了“凌辱”就动摇对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对于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后面的这几句话，还有他经常不忘记说的类似的话保佑他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有几位同事，他认为是欺侮小尼姑的阿Ｑ、小Ｄ之类的角色，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揪被斗被划为“分子”了，他甚至抱着几近“左派”的快意的情绪。认为“反右”斗得必要，好。经过组织批斗而使自己的威信空前提高的一位政治工作干部在运动后期与倪吾诚谈过一次话。谈话者说，你还是要求革命的嘛……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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