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活动变人形（续）
作者：王 蒙
到了倪藻该告辞的时间了。倪藻看出了对于他的告辞父亲是怎样的依依不舍。父亲与他，几乎变成了一种“单相思”的关系，这使他不安。但他实在无法再对父亲表示更多的关心、希望和温情，连听父亲的话都需要他付出极大的抑制力。他每次的到来都只能使他下次来以前更加犹豫，更加不想来，更加不想充当晚年溺入绝望的汪洋的父亲的偶尔抓到的一根稻草。
倪吾诚的晚年倒是赶上了很好的政治气候。先是承认了他一九四六年去解放区的革命经历，否认了他的既往有汉奸问题或国际间谍嫌疑，进而承认了他的“离职休养老干部”的光荣身份，每月照发百分之百的工资而不再是只发百分之七十。接着由于他的一再要求给他派来了助手。助手每天来半天，由他口授，写学术文章。助手来了个把星期，实在抓不住他的口授的重点与逻辑，实在不知所云，便不再来。为了贯彻对待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的政策，便又换了一位十分耐心和随和的助手，助手来了一些时候，受到非常礼貌的接待，他也非常足够地礼貌地对待倪吾诚及其家属，然而，著述始终未能完成。
有一次倪吾诚相当清晰地感叹地说起一件事。那时倪吾诚还在“五·七”干校，那时倪吾诚的眼睛还没有因为支持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受损。他说和他编在一个“连队”劳动的一位女同志，一位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常常对他谈论自己在延安的经历。女同志回忆着延安的生活说：“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倪吾诚说他听了女同志的话沉思良久，他问自己：你的黄金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最后他的结论是：
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
可怜吗？倪藻却觉得骇人听闻。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他失去了双目的视力，他失去了双腿的功能，他白白地浪费了失去了那么多日月年华，他如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却在说什么他的黄金时代尚未开始，倒像明天或者后天，明年或者后年他能大放光芒似的……这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这既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劝慰。因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轻佻，是脑袋掉了不知道怎么掉了的混账！
这究竟是什么呢？在父亲辞世几年以后，倪藻想起父亲谈起父亲的时候仍能感到那莫名的震颤。一个堂堂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既留过洋又去过解放区的人，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了语言和概念的贫乏。倪藻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堂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Ｑ？假洋鬼子？罗亭？奥勃洛摩夫？低智商？超高智商？可怜虫？毒蛇？落伍者？超先锋派？享乐主义者？流氓？市侩？书呆子？理想主义者？这样想下去，倪藻急得一身又一身冷汗。
第三章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在我国西北边疆的深山峡谷中，行驶着一辆哞哞地喘息着的长途客运汽车。汽车里坐着倪藻和他的姨母姜却之。解放以后她的户口上的名字一直是姜却之。两个人满面风尘，形容憔悴。倪藻是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波及受挫以后来到辽阔的大西北的。他特地到北京接了姨母到西北去，帮他料理一下家务。他们已经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了，还要坐三天长途汽车。火车上他们坐的是硬席。姜却之有几次瞌睡得从座位上出溜到地板上，有一次整个人倒在了地板上。倪藻困到了极点，便横穿座位躺到了硬座下面的地板上。地板肮脏至极，鼻涕黏痰、瓜子皮鸡蛋壳以及各种垃圾，都有。但他仍然香甜地睡着了。
与火车上的艰难困苦相比，昼行夜睡的汽车旅行生活倒显得舒服多了。这是他们旅行的最后一天了，汽车走在深山密林之中，草地峡谷之旁，一路上雪峰、云杉、羊群、木屋、湖泊、涧泉、马匹、牧人……都令人心旷神怡。“忒痛快了！太豁亮了！别提多好了，我是太高兴了，别提多自在了。实在是没承望姨老了老了还能出这么远的门，还能到你那里……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指望？还有什么惦记？还有什么活头？还怎么活？没承望就在这个时候你给我来了信，看我这一辈子苦命傻命最后还真有个好命呢……”却之激动地一次又一次地说。她又说：“多远的地方！多高的山！多清的湖呀！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呀！这次我也下了决心了，我再不留恋家乡了。乡下也好，北京也好，还有我的吗呀？走吧，走吧，走得愈远愈好，过去的事忘得愈干净愈好。从打我出世，哪儿碰见过一件好事？这回算是碰见了，我跟着我外甥来他个远走高飞，天之涯兮海之角。这西北边疆，就是我老婆子的终老之地了……”她说得兴奋得眉飞色舞起来。这眉飞色舞的神情还恍如当年梳妆、吟诗、打嚏喷的周姜氏。
倪藻静静地笑着，说不上这笑是苦还是甜。已经几十年了，倪藻与姨姨的关系是冷漠的。儿时姨姨关心过他、宠爱过他、教导过他。但当四十年代后期他走向革命以后，他就相当自觉地对姥姥和姨姨抱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了。她们是两个没落的地主分子，倪藻毫不费力、毫不犹豫地给她们划定了成分。她们害怕革命，对解放的临近充满恐惧，这本身便是地主的阶级本性。解放以后通过学习倪藻更是坚定不移地认真批判了这两位分子。他想起她们的凶恶、她们的剥削、她们对革命的本能的敌视，他把对她们的批判写进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思想总结里。他在小组生活会上谈这两个地主分子的面目的丑恶，谈得十分激烈真诚。不仅是他，包括倪萍，包括姜迎之也明显地采取与她们拉开距离的方针了。
于是剩下了姜赵氏与姜却之相依为命。她们几乎失去了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一九四七年，她们终于最终地卖掉了在家乡的一切不动产，在北京买了几间小房。解放以后，她们就靠租出去四间破烂房子收取房租过活。无疑，她们始终是寄生虫。她们一直摆弄着一个日益老化、立也立不稳、似乎吹个气就会散架的煤球炉子。她们一直坚持着蒸窝头吃。姜赵氏蒸窝头时总喜欢放许多碱，这样蒸出的窝头颜色发绿，比较松软，但又特别显得“糠”，吃在口里像吞了一口填装枕头用的荞麦皮。蒸馒头时有时也用碱用得把馒头的颜色变得与窝头无异。
在倪萍结婚并在五十年代中期生下孩子以后，姜却之曾经充任过她的姨外孙的保姆，这样，她的生活就又比姜赵氏高了一些。越穷就越怕别人沾了自己的光，在那段时期，姜赵氏与姜却之与姜迎之各自分开生火做饭。在这个家或曰近亲集团里，曾经有好几个小煤球炉子并存，蔚为奇观。
姜赵氏的那个炉子上的饭食一直是最差的。但她一直为解放后的平安无事而庆幸不已。五十年代全国第一次普选的时候选民榜上公布了姜赵氏，当然，也公布了姜却之的名字。为此倪藻还与居民委员会联系过。站稳阶级立场的他说明了他的姥姥和姨的阶级成分。但看来政府不准备追究她们一九四七年以前依靠收取地租生活的历史。甚至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虽然号称要在城市划成分，仍然没有触动她们。
姜赵氏越来越显老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她已经超过八十岁了。她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她买了一些劣等染料来染自己的头皮。染出来的样子非常好笑。她多次回答旁人的询问，她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了。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到胡同口去打二分钱的醋，打上醋以后慢慢地走回来。走过了家门口自己还没觉着。还走，快走到拐弯的那棵老槐树底下啦，我这才纳闷，我这是拿着醋碗到哪里去呢？我是做吗呢？我上老槐树这儿来干吗呢？想啊，想啊，喝，这才想明白。唉，我这不是傻了吗？我打了醋上这儿来干吗呢？这就再回过身来往回走。走哇走哇，这回倒是找着家门了，没走过了站。等回到家一看，一碗醋早泼没了，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块儿洒的。你说说，我这个样儿了还活个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怕死，一点也不怕死。我怕的是我不死。哪有老成我这个样儿，还不死的呢？”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 [32] [33]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