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活动变人形（续）
作者：王 蒙
一九八五年夏天，笔者在一个海滨疗养地碰见了老友倪藻。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健康。这两年，似乎混得相当有情况儿。他约我一起去游泳。他游蛙式、侧泳和仰泳，游得缓慢，平稳，自如。开始时我在前，他在后，为了与他一道游，我时时要放慢速度等他。游了四十分钟以后我感到体力不支，建议往回游。他却说，真对不起，我今天非要往远里游游不可，也许是最后一次游这么远了吧？老王，你先回去吧。我觉得他有点不够意思，又不能把他硬拽回去。我陪他又游了十分钟，终于挺不住了，便抛开他独自往回游。身旁一个人没有，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浪花，无际的水，刷刷的划水的声音，咕咕的吐气的气泡的声音，天与海都是灰色的，晃眼的，令人晕眩的。我突然害起怕来，回转过身来找他，只见他愈游愈快，愈游愈远，正向大海的纵深处，可能是太平洋的纵深处游去。没有办法了，即使呼救他也听不见了。我只好躺下来，随着海浪摇荡着，努力调整和镇静自己。最后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结束了我的这次并不愉快的畅游。
我躺在岸边沙滩上休息，听着排山倒海的、无比热烈又无比盲目的涛声，赞叹着海的伟大，痛惜着海的力量，海的喘息，海的沸腾的变幻的终无所用。然后我去换衣处洗了淡水澡，换了衣服，回到岸边，仍然见不到倪藻的影子。我真的害怕了，我想向有关部门告急求救。直到暮色昏黄的时候，倪藻才从遥远的水平线上现出他那一个小黑点似的形影。我向他招手，呼喊，跳跃，他没有任何反应。又过了二十分钟，他终于回到了岸上。他回到岸上以后，既不显得疲劳，也不显得畅快。既没有做出满不在乎、游刃有余、一条好汉的样子，也没有吹嘘自己碰到了什么惊险或是自己游泳的技术多么好。这使我相形见绌，不好意思叙述自己的两个小时海上畅游时的所见所想所感。我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游这么远呢？”
“我是想，越远越好，”他笑了一下，说。
我还以为你要自杀呢。我开玩笑。
他没有回答。
他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现在北京和许多城市都在进行反对随地吐痰的“运动”，这实在很好。我父亲死而有知，他会感到欣慰。倪藻问道：老王，你说，要解决一个不随地吐痰的任务，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答不上来。
他说，我认为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做到全国城乡基本消灭随地吐痰。
是不是太保守了呢？
他淡淡地一笑。
晚上他拉我到一个老字号的西餐馆分店去吃饭。他说，在他的父亲还没有出世的时候，Ｔ城的这个西餐店便开业了。海滨分店是季节性的，一半是露天座位，另一半桌椅放置在装有珠连式玻璃饰灯的室内。室内外低声放送着悠扬的电子琴乐曲。在那里吃饭的，多一半是外国游客。他们都保养、打扮得可以。那里的炸大虾做得很好，颜色红得可爱，我还以为他们掺了番茄酱，服务员坚持说就是虾的原色。水果冰激凌（叫做什么“三得”的）十分精美，像一朵朵鲜花。仅仅放冷食的银罩托盘，也叫人赞叹不已。
饭后我们一起参加了舞会。想不到倪藻竟跳得这样潇洒和熟练。他跳舞的时候，有许多双中国的与外国的，男性的与女性的眼睛注视着他。
在倪藻跳舞的时候我沉浸于自己的小说构思。我想写一部小说，也许不叫小说，应该叫历史。我想写写我见到过的跳舞的历史。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武汉发生过一次大丑闻。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太太小姐们陪美国军官跳舞，突然停电了，据说停电后发生了集体强奸案，国民党所有的报纸都登了，还叫嚷要彻查。也是四八年，上海的舞女还有一次革命行动，游行示威请愿，捣毁了市政厅。我小时候总听人家说舞女是不正经的女人，但到了一九四八年，舞女也革命了。
至于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我读了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之后才知道的，这本书里描写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革命领袖的舞姿。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在延安只应该挽起手臂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记不清了。是不是王实味攻击过延安的跳舞？
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前一半，交谊舞在全国推广。那时我做团的工作，我们的团区委与区工会共用一个办公楼，楼前是水门汀地。每个星期六晚上，工会都组织舞会。青年人自由地跳交谊舞，这是解放了的中国的新气象，是解放以后人们能够更幸福更文明更开放地生活的表征之一。那时候最常放的曲子是《步步高》，跳狐步舞的，节奏感很强。还有一个舞曲我也很喜欢，是苏联的，叫做《大学生之歌》，配有温柔的男高音独唱。我喜爱那青春的旋转，那信任一切的舒展，那新生活的醉人。
五十年代后期就没有什么舞会了，至少没有什么开放型的舞会了。也许还有极少数的精华，才能有跳舞的机会。
往后更甭说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冬季，交谊舞忽然恢复了，风靡全国。然后据说出现了种种不好的风气，不轨不雅的事情。跳舞跳出了小流氓，崇洋媚外，有失国格，道德败坏，第三者插足……
到一九七九年春夏，忽然又都不跳了。
八十年代开始以后跳舞一直是起起落落。也怪，关于跳舞问题，并没有什么决议、决定、指令、计划、法令、条例、红头或一般文件。但跳舞一直成了气候的显示计。
陈建功的小说里描写过一种有组织的舞会。青年学生跳舞，退休工人巡边。巡边员用低沉的声音警告年轻人：注意舞姿！注意保持距离！
连各公园也发愁。一九七八与一九七九年一度有许多年轻人在公园跳舞，到了净园时间他们不肯走。他们违反制度，他们破坏公共财物、文物、绿地花坛，他们动作猥亵、语言粗鲁，最后发展到辱骂殴打公园工作人员……
据说举办舞会要冒一定的风险。你办舞会，忽然来了一卡车“小爷”，小青年冲击会场，不，应该说是冲击舞场，还怎么维护风气与秩序？
一九八四年，各地舞会如雨后春笋地涌现。而且都是公开售票的。也出现了一些大胆地肯定“迪斯科”的报纸文章。但“迪斯科”还较少公开地与大规模地跳。不久，例如《解放日报》第一版上就登载了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的通告。
后来据说又有一种解释，说是营业性舞会原指有专人伴舞的舞会。
这些心理、举措、风习的状况变迁，不是值得一写吗？
当然，倪藻与我参加的这次舞会是无干扰的。倪藻说，他的父亲倪吾诚是最喜欢也很善于跳舞的。然而，他一生大概没有得到几次跳舞的机会。而现在呢，灯光是彩色的，明明灭灭，但还不像广东一些高级宾馆的迷灯那样刺激。地板很光滑。男男女女穿着和举止都令人充满对未来的信心。
这一晚伴舞的曲子有《波希米亚姑娘》《绿色的鹦鹉》和《去年夏天》。
我特别喜欢你，去年夏天。
创作谈
故乡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词
王 蒙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埋藏着一个童年和故乡，一个沉重的童年和故乡。
故乡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词儿。我完全不明白我为什么是北方一个贫瘠垢农村的人。这说明故乡何处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用“为什么”来讨论的合乎逻辑推理的问题。故乡就是命运，就是天意，就是先验的威严。故乡一词里包含着我的悲哀，屈辱，茫然与亲切，热烈，高度的我还要说是蚀骨的认同。
故乡是我的发生图，我个人的无极与太极，是我的最初的势与能，最本初的元素，来自冥冥的第一推动力，是其后各种变化与生成的契机。我与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的。
越是年长，我越是希望能够与朋友共同重温我的故乡与初始，我的原由与来由，我的最早（被？）设置的格式、定义、路径和密码，我希望能有所发现，有所破译。
而我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故乡性和初始化，还由于，我已经隐隐感到，随着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城市化首都化国际化，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随着与时俱进与一日千里；我的过去，我的故乡，我的初始将会淹没，我的故乡我的初始状态由于乏善可陈而将被漠视、轻蔑和忘却，我的童年的痛苦与心思，可怜的不开化的与傻气的种种经验和遗憾将被抹杀，我的此后的一切，将无法从根子上加以解释和回味。而我与他人与读者包括至爱亲朋的交流，将留下一堵厚墙，留下一大段一大块空白。
幸好，我写下了《活动变人形》，唯一的关于故乡和童年的长篇小说。我留下了这个文本，这个记得最深，曾经认为最无意义最不好意思，终于写下来了的文本。它译成了英、俄、日、意、韩、德等文字。它在１９８９年在苏联一次就发行了十万册，比在中国当时发行的还多。直到２００５年，它还在韩国出了新版，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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