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江山无虑
作者：周建新
何玉莲披头散发地倒在沙发上，喘着粗气对丁人众说：“陪我去沈阳，找咱姐夫去，这个小‘鱼子酱’，黄毛丫子没褪净，一到无虑就立棍，让咱姐夫给他邮出去。”
丁人众问：“怎么了？”
何玉莲说：“跟你谈完话后，于子强又把我找去了，给我增加了一千万的税收任务，我说完不成，他问我，你能干不能干？想当地税局长的人太多了，不能干让贤。我问问咱姐夫，无虑到底是谁的天下，他想免谁就免谁？”说这话的时候，何玉莲的眼睛始终盯着丁人众。何玉莲是无虑县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没因工作上的事情和丁人众商量过，那种咄咄逼人的目光分明在暗示，你丁总领导的总公司是欠税大户呢，既然咱们是夫妻，你就该帮我。
丁人众躲过何玉莲的目光，笑了一下，说：“人家敢碰你，就没在乎谁是你姐夫，官场上有个成熟的经验：棘手的事情拖一拖，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何玉莲冷笑一声：“你真成熟啊，‘鱼子酱’把我搞得焦头烂额了，你还笑，既然姐夫帮不上我，你就不能慷慨一把，把那四百万陈欠的税款缴上来？”
丁人众岔开话题，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无虑的税源就这么多，他有本事，开拓个一千万的税源来呀。”
何玉莲说：“咱姐夫不在无虑，我抗不住，我帮你五六年了，报恩你也该帮我这一回吧，你把税款补上，让我渡过眼前的难关。”
丁人众说：“你呀你，你要是抗不住，咱们就会全面崩溃。”
何玉莲捶着头说：“这个道理用不着你给我讲，他干好了，咱姐夫就不好办了。问题是这个该死的‘鱼子酱’太精了，把地税局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他一笔一笔地和我算税源，我唬不住他，打不了马虎眼。”
丁人众说：“于子强是让咱们互相残杀呢，你若逼我纳税，就是上他的当。明年税收任务肯定会拿今年的做基数，继续往上长。你若妥协了，明年比今年更难。”
何玉莲说：“明年再说明年的，我需要的是你现在帮我。”丁人众又是一笑，说：“没办法，我现在的资金太紧了。”何玉莲回敬给丁人众一个冷笑：“我算看透你了，除了自己你谁也不顾，看样子，你要逼我离开无虑了，我最后再帮你一次，以后我永远也不帮你了。”丁人众说：“谢谢你不追缴我的税款了。”何玉莲说：“想得美，我找银行贷款四百万顶税款，记在你的头上，我走也要带着政绩走。市妇联缺一个副主席，我要去市里头，妇联虽然没实权，好歹也弄上个副县级。”
丁人众一愣，说：“你呀，你是自毁江山，你不在无虑顶着，你坑的不仅仅是我，坑得最深的是你姐夫。我要带你去沈阳，让姐夫拿个主意，商量个对策。”
何玉莲说：“商量什么？我的主意不用你拿，也不用他拿。”
白天结束时，于子强的工作还没结束，初来乍到，他必须了解到各种真实的情况。天完全黑下来时，他坐车出了县政府大院。从到任的第一天起，于子强就养成了一个别人无法理喻的习惯：无论多么晚，回宿舍之前，他必须到城郊的水泡子看一看。实际上，现在的水泡子已经不是三十年前那样水色清清、树木与芦苇共繁茂了，早就被县城的垃圾掩埋得臭气冲天、污水横流了。
于子强忍受着刺鼻的臭气，站在垃圾旁，眺望着夜空，思绪飞得更加遥远。谁也不知道，这座县城就是他的降生地呀，他对这片土地充满无限的热爱与憎恨。这里曾慷慨地养育了他人生的最初十年，包括挨饿的三年。父亲光顾革命了，很晚才有于子强这个孩子，那时，于子强的名字叫于红军，父亲差几个月没当成红军，就拿儿子的名字来补偿。
父亲是1956年出任无虑县县长的，父亲脑袋细长腿也细长，穿着军大袄，土里土气窝里窝囊的，衣服都挤在裤腰那一圈了，肚子就显得挺粗，很像个地瓜，于是有人开玩笑地称他是老地瓜。父亲也不生气，他说辽西的天下是“地瓜加步枪”打下来的，没什么可笑的。
那时候，小于红军出奇地淘气，县政府的大庙里哪屋都钻，训斥起管他的人来，口气大得像国民党的县长。那时候，于红军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别人说孩子不像话，父亲却说“像画”的孩子没出息，没有闯劲儿，革命是不能成功的，革命干部的孩子就不能“像画”一样挂在墙上，要生龙活虎。
孤胆英雄于立法从1957年起就开始犯战争时的错误了，中央有什么政策发布，他总是先到底下调查一下才去落实，总是比别的县慢半拍。人家反右抓得多，他抓得晚抓得少；人家大炼钢铁搞得热火朝天，他不但不砍树炼钢，反倒带人到山上植树造林。无虑县之所以至今还是山清水秀，无虑泉之所以清澈如初，那都是当年父亲造的福。没有那些树蓄养着大量的水分，无虑县也许穷得连水都喝不上，更不可能在80年代诞生一个令人嫉妒的啤酒厂了。那两年，父亲不断地挨上级的批评，他始终像老地瓜似的不吭声。
到了1960年，无虑可就占了大便宜，产量报得少，公粮交得就少，饿死的人也就更少了。第二年，于立法大面积推行种植地瓜，老天总算心疼人，别的粮食歉收，地瓜却出乎意料地大丰收。老百姓虽然也饿得不行，好歹有地瓜撑着，死不了。
老地瓜于立法县长和别人一样，肚子也饿得瘪了下去，没有了地瓜的形状，倒像个鞋底子。不过，他的心情总算不错，大种地瓜的做法挽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
县城里的人挎着小筐扛着小镐纷纷赶到乡下，他们饥肠辘辘地候在地头，等社员们拉走地瓜后，他们就像解放军攻占敌人的阵地一般，从四面八方冲杀进去，挥舞着镐头，寸土不让地翻动每一方土地，寻找留在土里的“落地瓜”。城里人给每一片收获后弃管了的土地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解放。那两个字听起来让人热泪盈眶，解放了这么多年，人们还在盼望着每年一次的“解放”。这个好听的名字，一直延续到后来土地承包之后。
困难时期刚过，没等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于立法就先干上了，老百姓尝到了甜头，就有人喊于县长万岁了。这下可种下了祸根，万岁是随便喊的吗？万岁只能喊给毛主席，喊给共产党，你于地瓜让人喊万岁是什么意思？无虑县不是一个独立王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岂能让老地瓜一手遮天？
1966年，无虑的形势急转直下，终于吃上了饱饭的无虑人诞生出了无限的斗争热情。父亲的问题便被摆在了桌面上，一系列好事都成了罪证，老革命一下子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些曾被他压制过的副手终于翻过身来，指使着革命小将，成天揪着父亲上街游斗。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喊喊口号，后来便就是皮带伺候了。批斗会上，父亲被打得血肉横飞。
稚气未脱的于红军为了拯救父亲，跳上台与革命小将作斗争。他把毛主席画像蒙在脸上，高喊：“我是毛主席，快放了于立法，毛主席说于立法是老革命是好干部！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快给我放人。”
他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反而抓住了“毛主席”，揭走了画像。那天晚上，父子俩被关押在了一起。
一年以后，斗争更加残酷了，于红军的母亲被从苏联揪回来，参加陪斗。于红军的母亲是50年代中期被国家派往苏联的，既然于立法被定了性，她就不能继续留在让人担心的国家了。
造反派没有对于红军计较得过多，放回去让红卫兵监督改造。妻子来看望时，于立法满脸流泪地要求离婚，不离婚他就一头撞死，他让妻子改嫁得远远的，不让任何人知道于红军是他的儿子，孩子的前途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妻子违心地答应了，她深深地爱着丈夫，离婚也只是个形式，她永远属于她的丈夫。“离婚”了的她获得了难得的自由，她带上儿子于红军投奔到生死之交的老战友家中，将于红军寄养到了那里。
从此，于红军的名字永远在无虑消失了。
1968年的深秋，于立法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放风机会。他们劳动改造的地方在县城的西郊，旁边是个大水泡子，于立法就走到了那水泡子旁。以前，于立法对这片水泡子有过许多想法，建水库、改造成稻田或是建个室外游泳池什么的，可惜他不再有实施这些想法的权力了。那天的夜晚无比黑暗。于立法放风之后久久未归，一起接受劳改的人以为老地瓜逃跑了，因为于立法有过多的宏伟计划，他肯定是不甘心被关押在劳教农场，跑出去找大干部喊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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