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富萍

作者:王安忆




  回到家,九点都过了,奶奶推进门去。房间里黑着灯,两个小的熟睡着,床沿上坐了一个人。月光照着她身上的红棉袄,像个新嫁娘似的,可那身影却惶悚得很,喘息不定,胸口起伏着。奶奶冲到嘴边的呵斥,退了回去。
  
  年后
  
  年初五,隔壁的太太死了。太太是阿娘的婆太太,过年正好八十岁。所以是按喜丧办的,孙子曾孙子都戴着红孝。宁波人最重礼,又是这样的高寿,丧事办得很隆重,奶奶就将富萍指派过去帮忙。
  太太裹了一双粽子样的小脚,只剩有指头粗的一绺头发,在脑后端正地盘个髻。她每天早起就坐在一张宁式红木梳妆桌前,对了镜子梳头。这张红木梳妆桌有年头了,镶贝和雕花的缝里,嵌满了灰尘。本是两头沉的样式,中间一面蛋形的大镜子,镜子下面有一排小抽屉,放头绳、粉什么的,脚底还有一面踏板。现在,踏板往下弯得厉害,两头的矮柜便向中间倾着,镜子也模糊了。太太坐着的凳子,也不是原配的红木凳,而是一张普通的方凳。太太从早开始梳头,可梳到中午。梳好头,她就等着媳妇给她端上菜。阿娘每天中午专要给她烧两碗菜。年纪大了,口味变了,她一改宁波人嗜咸嗜腥的习惯,而是非常嗜甜。牙齿没了,就必得吃软的。所以,阿娘给她烧的菜,就是那种烂熟甜腻的菜。太太梳好头,就坐在桌边吃这两碗菜,很贪馋地凑到碗沿上,直接往嘴里划。将这两碗菜吃完,她开始午睡。这一睡就不起了,晚饭是阿娘端到床上给她吃的,比较简单些。洗脸水也是端到床上给她洗。脚呢,一礼拜洗一回,时间在中午。吃好两碗菜之后,阿娘打好洗脚水,放块干净脚布在旁边,太太自己洗。这可是漫长得很,邻居家的孩子都跑过来看,可没有谁能坚持到底的。太太把双脚浸在一个黄铜脚盆里,这脚盆也是老货,太太专用的。盆比一般的盆要深,盆沿比较窄,因此,端在手里,就有些像捧。太太的脚插在盆里,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一会儿,阿娘自会往里添一点热水。添到后来,水满了,再舀出一些来,继续添。看太太洗脚的小孩子,往往在这头一个程序中就退却了。
  太太真是很老了,耳聋,眼花,牙齿几乎全掉完了,背驼得厉害。可她就是有一股威风。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摸摸索索地活动,那苍老,萎缩,畸形的身体,很奇怪地,有一种凛然。这间房子和奶奶东家的房间并排朝南,窗外是院子,院子的门开在奶奶东家那边。在他们窗户的前边,栽了一棵大梧桐树。再有,邻家的院子里,倚着这边墙种了夹竹桃和枇杷树。所以,就把光遮掉了,房间显得比较暗,晃动着枝叶绰约的影子。房间里的摆设很老派,和这新式里弄房子一点不相配。除了方才说的那梳妆桌,还有两件红木家具,床和桌子。床的样子是像炕那样的,应当叫榻吧!三面有床档,两头矮些,中间一面高些,坐着,可及腰。同样的,床档上的一些贝嵌花雕里边,也藏了成年累月的灰尘。揭开垫被,就可看见篾编的床绷补了几块,显然,补上去的篾条不如原先的,又破了。那张红木八仙桌还保持原样,只是颜色暗淡多了,桌面上的槽道里,也有灰尘,还有一些饭米粒。八仙桌四边,放着几条长凳,原先在老家时,放灶间里用的。一口柜子,虽不是红木,倒也是硬木的。最上面是一面挡板,扣着,放下来,里面是一些瓶瓶罐罐,盛着豆酥糖,麒麟糕,牛皮糖什么的,下面是抽屉。在房间的另一角上,支着一架双人棕绷,是阿娘带了孙子睡的。房间里有一股气味,很混合的。有年迈老人身上的捂熟气,有被褥的隔宿气,有地板、木器夹缝里的灰尘气,还有一股宁波人家特有的咸鲞气。这是一种有家世的气味。
  太太的丈夫原本在宁波地方上做一个小官,钱谷之类的幕僚。人很聪明,也心善,可惜寿短得很,不到三十就夭折了,留下太太和一个儿子。太太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没有依着夫家读书做官的传统,只让儿子读了几年私塾,然后就打发到上海,在一个亲戚开的当铺学生意。人家都说她命硬心也硬,但也佩服她有眼光,有魄力,还放得下架子。这儿子虽然是独子,可从小在太太的威仪下生活,没有一点骄矜,反是十分谦和,忍让,要他怎样就怎样。独身在上海,虽然是自家亲戚,但到底是学生意,幸亏他会克索自己,也熬得下来,真就三年没有回老家。又过几年,他就成为一个能干的朝奉了。这时,太太在家乡已经替他找好了一个媳妇,就是现在的阿娘。阿娘是平常人家出身,家里开个小糕团店,做一日,吃一日,过着勤勉克己的生活。阿娘是个寡言的女人,长得很小样,脸相很清爽,眉眼有些下垂,还不到倒挂,而是有点孩子气,却十分会干活。满满一屉蒸糕,她双手端住,腰微微一陷,手一转,就翻过来,倒扣在案上。然后,手指头敏捷地在滚热的糕上点一遍,看有没有蒸透。太太就是买糕的时候看中了阿娘,然后就派人去说。阿娘家哪有不允的道理?人家是做官人家,儿子又在上海做朝奉,新年里回到家乡,穿一件狐皮领子的大氅,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身子长长的,脸白白的,头型是长圆形,嘴略有些雷公,和他父亲很像呢!虽然在生意淘里,却十分风雅,到底出身好。下一个新年,就办了喜事。成亲后,太太让儿子回上海,将媳妇留在自己身边,开始做婆太太了。阿娘已经有了身孕,一直到生产那日,太太才是自己打的面水。她遣人叫来阿娘的娘来服侍月子,带信给儿子说母子平安,不必回来探望。直到新年里,婴儿两个月了,儿子才见到自己的头生子。住过年,儿子回去上海,给阿娘再留下了身孕。这样,五年过去,小夫妻俩在一起总共不超过两个月,可是生下了五个儿子。这也是太太有眼光,她老早就瞄准了,阿娘的母亲生下阿娘这个头生女以后,连生了三个儿子。生养方面,女儿是随母亲的。其时,儿子在上海准备起自己的灶头了。然而,却得了父疾的遗传,生了痨病。太太亲自动身,带着一个叫香香的丫头,到上海去接独生子回家养病。
  船开出宁波港,驶上浩渺的海面,情景变得荒凉。太太坐在通舱的铺板上,没有合一下眼。太太不是没有钱坐舱房,但她以为不值得。当年儿子走时,也是坐的通舱,她对儿子说:你是去学徒,不是去做官。后来,学出道了,为了面子,儿子才是坐舱房了。现在,她坐在儿子坐过的船舱里,舱里壅塞着脚臭和口臭,还有乡下人箩筐里的鸭屎臭,体会到了儿子少时离家的苦楚。次日清晨,船抵码头,开当铺的亲戚晓得是太太亲自来,便也亲自去接。一路上太太没有问一句话,黄包车一路拉到儿子住的,静安寺路末梢上一条杂弄内。杂弄庞杂得很,伸出无数条支弄。有的支弄里排列着还算正经的石库门房子,大多却是些板壁房屋,还有些北方民居那样的杂院。那亲戚引错了路,进一条支弄,又兜出来。支弄逼仄得很,前后两辆黄包车不容易转身,慢了下来,太太的小脚狠跺了一下车板,那亲戚才晓得太太心里的急。
  儿子住一间板壁房的二楼,一架木扶梯陡陡地搁在楼板边缘,太太抬着小脚,自己噔噔地上去了。房间仅只有七平方大小,一张床,一张抽屉桌,一个板箱,再就是几张方凳,一张搁火油炉,一张搁洗脸盆,还有一张空着供人坐。儿子躺在一床薄被底下,扁得像没有似的。床里边的板壁上,敲了一排钉子,挂着儿子的几套行头,那件狐皮领大氅也在其中。还有一件毛葛的长衫,一套白色西服。衣服上都仔细地罩了布,防落灰的。太太是要儿子节俭,但没想到儿子在上海过得这样寒伧,连那亲戚也大感意外。太太想起儿子每月给家中寄去的钱,现在已经要起新灶头。这还不是最伤心的,最伤心的在后面。太太打发人去买回程的船票,雇去码头的车,自己和香香动手收拾东西。在三屉桌的抽屉里,看见有一双老大小时候穿的虎头鞋,太太这才知道儿子有多么孤寂。儿子的亲子之情触动了太太,她不禁失声恸哭,擂着自己胸口反复叫着:真正痛煞,真正痛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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