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富萍
作者：王安忆
这一年，县里开一个织布厂，招工。上海嫂嫂去了，本来只想试试，不料竟招上了，做粗纱工。很好，苦是苦一点，可有工资。其时，妯娌们也都各自找了事做，小孩子大的上学，小的丢给婆婆带，老婆婆能圈住他们就算不错了。这一天，上海来的这一个发烧，老婆婆给他喝一碗姜汤，捂在被子里发汗，就完事了。他母亲下了工回来，也觉得不要紧，再喝姜汤，再接着捂汗。烧了几天，终于烧得抽起来。好在，当时正有个解放军的医疗队在这里巡回医疗，连夜送了去看，诊断是小儿麻痹症。病治好了，可是残了一条腿，所剩下的一点钱也花光了。织布厂呢，生产了几个月，技术上不去，改为纱厂，专为南京、上海的布厂提供粗纱。像她们这样结过婚，年长的女工，便都让退了职。想再找个事做，哪有那么容易。孩子且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人都说，一个瘸孩子，上什么学！做母亲的则想：一个瘸孩子，不上学更不行！到底是大地方呆过的，晓得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山穷水尽的她，便给上海那老工友写了一封信。老工友立即回了信，还寄盘缠。她是晓得老工友的家境的，便知道这份情义的重，也知道她这个决定的分量。她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就收拾了东西。踏出老家的大门时，上海嫂嫂已经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了。
老工友到火车站去接他们母子，几乎没认出他们来。那母亲穿了蓝布衫裤，头发在脑后草草地别起。三十来岁的人，脸上已爬上了粗糙的皱纹。儿子就更可怜，两只小手握一支木棍，撑在地上，将那条残腿甩过来，好腿立定，再向前撑一步。他是从那两口牛皮箱上认出他们的。只有这两口箱子，还能看出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老工友辛酸地上前抱起孩子，说：何必叫他自己走呢！母亲说：还能抱他一辈子？说话的口音带着了六合的南北腔，口气也硬硬的。他们先是在老工友家挤了两天，然后老工友便在闸北，梅家桥里找了间披屋。屋主是老工友的大同乡，同是涟水一带的人，本是他家的灶间，现在租给这对母子，只收极少的租金。老工友将他们母子走出前寄存在他家的几件家具搬过去，又凑了些锅碗瓢勺，再替孩子觅来一副别人家用剩的小双拐，把母子俩安顿下了。安顿下来，报上户口，这时候，上海的户口好进好出，不像后来，出来容易进去难。报上户口，头一件事是替孩子报名上小学校，第二件是找事做。前一件好办，很快就找到附近的水上运输子弟小学，上了一年级。找事就难了，也不是说绝对找不到，但要找到合适的，稳定的，想也别想。她什么事没做过啊！火车站打包、发货，苏州河清淤，替船工做饭、洗衣服，代人看管自行车，铸造厂敲砂模、拆纱头，洗碗，运垃圾，倒马桶。这些活儿学不来什么手艺，却练出了吃苦的本领，她是再不怕吃苦的了。日子就在吃苦中过去。孩子一年级一年级地读上来，成绩不错，年年表扬。每年，老工友都替他换一副拐，一直到初中三年级，个头长停板，那副拐就不用再换了，一直用下来。升学呢，也难了，这样残疾的孩子，高中一般不收，由所住街道安排工作。道理是这样，可实际情况是，这一带多是大工业，很少有残疾人合适的手工工场间，所以，他呆在家里，一呆也有几年过去了。
这青年生性温和，他对幼时的好日子全无记忆，其实是在困顿中长大的。受苦是最普通的事情，受苦中些微的温煦，倒给他留下深刻和丰富的印象。所以，他对六合的回忆，并不像他母亲那么黯然。冬天里，叔伯家的小孩子围了炭盆爆黄豆，他也捧了个铁盒。虽然挤不到炭盆边去，可那爆出的黄豆蹦得老高，也有落在他铁盒里的，“当”一声响。离老房子不远，就是长江，江上走的船，鸣着汽笛。夏天发大水时，孩子们都叫着，看水啰，看水啰！纷纷爬到屋顶上去看水。这时候，水是白茫茫的一大片，看不见对岸，却有无数只水鸟在天空飞翔。尤其是过年，大姑妈来了，家里人的笑脸忽然变得和善，塞给他好多吃食：芝麻糖，云片糕，蜜枣，柿饼。送大姑妈去码头，这时，长江又变细了，但格外的长，蜿蜒到看不见的远方，天地可真是大啊！生病是一件惨事，可他还记得解放军大夫的手，摸着他的额头，夸他乖。那些日子，所有的人都对他亲善，用怜恤的眼光看他，好吃好玩的东西塞在他小手里。来上海乘的火车，也给了他强烈的印象。车厢里那么明亮，宽敞。车窗外，风景流淌过去，由于颠簸，轻轻地，有节奏地跳跃着，连绵不断。每到一站，便吓人地嘶叫，吐气。停下来，还不甘地推动着，好像停不下来。然后，上车的人拥入了，“沓沓”地踩着车厢的木板地，带来一股激越的情绪。
然后就到了梅家桥。当他拄着小拐，一撑一步地走在狭弄里，冷不防，就会有一双手，粗鲁有劲地将他拎起来，连人带拐地往平车，或者三轮拖车上一蹾，然后就骑走了。带他到地方，再往车下一拎。等他大些了，遇到有自行车过去，就会很利索地将双拐一合，歪身上了车后架，搭一段。有几家拾荒的，收到书本什么的，就送来给他挑选，看有没有用得着的课本，写字簿，省得再花钱去买。有一度，他特别爱到那几家去捡钥匙。一串串各式各样的钥匙，讨回家去，将格式相近的归到一起。慢慢地，他琢磨出，说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其实每一把钥匙间就差那么一点。他先给自己家配钥匙，找一把接近的钥匙作坯子，再用锉刀改一改齿，竟真的能用了。后来，他又替他的小朋友配，多是丢了钥匙不想让大人知道，也都蒙混过去了。正在他干到兴头上的时候，母亲坚决地扼制了他这项爱好。她将他讨来的钥匙统统还给人家，把他自制的那些锉刀什么的工具，也一并送给了人家，任他怎么哭闹也不让步。被他闹急了，就斥道：这算什么手艺，撬门溜锁？小心人家赶你出去！他才不做声了。母子俩就是这样谨慎，自知是被收留的，不可有一时忘形。梅家桥人性厚道，就更要识趣才是。这弱者的自尊自爱，是他从境遇中自然而然养成的。
在水上运输子弟小学就读，他的同学们大多来自前面旱桥底下的住宅区里。他们那里的房子高大坚固，也整齐。他们的父辈都是苏州河上的船工，收入有保障。他们说着一色的苏北扬州话，因一代代下来，难免掺进了些沪语的行腔，就比原先的要硬和响亮。他们穿着劳防用品的大头鞋，防水靴，橡皮背心。他们多少是有些傲慢，不怎么把这些小棚户的同学放在眼里，有意在人家跟前说些人家不明白的事情，显出自己是正宗，而人家是外来的。他们也许读书读得并不是太好，但他们的前途也是有保障的，通常都可以上他们父母的船上去做，然后转为正式船工。他们不无鄙夷地称他们做“梅家桥的”。但是，他也还是交了几个朋友。一旦交上了朋友，就发现他们其实并不那么自傲，他们还要比梅家桥的孩子更大度和豪放一些。他们这几个，成日价到梅家桥他的家里玩，其中有一个就求他配过钥匙。而他一次也没上他们那里去玩过，这种过头的自尊里难免含有着一些小肚鸡肠。这也难怪，在这样贫贱的生活里，有一些自卑很自然。在他对他们的所有羡慕之中，他还羡妒他们谈起苏州河的口气。他们自由地往来于河上，好像苏州河归他们所有。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和他们交朋友，因为他是一个温和与克制的人。
后来，他认识了那个住在旱桥底下的扬州姑娘。她先只是替他母亲提煤渣回家，并没进门。以后的几次就进门了，坐在桌边，帮他们母子糊纸盒。他就问她有没有跟船出去过，船要经过一些什么地方，日行几里，等等的问题。现在，他长大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内向，要豁朗得多。他母亲禁止他配钥匙之后，他又迷上了修理拉链、钢笔、雨伞，以及更为精密的座钟、收音机、缝纫机，他喜欢机械一类的东西。那几户拾荒的人家，凡收上来这类破玩意儿，都送到他这里，有当无地拆拆装装，竟也有修好了能再派用处的。所以，实际上，他已成了一个小小的修理匠。可惜，他们这一带，少有人家拥有这样的用品，他的名声又不可能传到更远去。所以，这个才能就无法为谋生所用。不过，此时，老工友，他称为老伯伯的，帮他奔走申请了一份残疾人生活补助，虽然菲薄，但总归是固定的收入。他母亲年岁大了，干不动重活了，邻人让出纸盒厂的一份计件工给她，母子俩从早不停手地糊到晚，才挣得一份进账。自从富萍来过一次，就时常来了。她很快就学会了糊纸盒，速度虽然跟不上他们母子，但对初学者来说，就相当不坏了。她坐在这间屋顶透亮的小披屋里，糊着纸盒。屋子里有一股湿潮的霉味，但被又一种室外的泥土，干草，太阳的气味盖住了，就显得比较洁净和新鲜。炉子上滚着一些土豆，山芋之类的炖菜，散发出酱油的带有酵味的咸酸气，是母子俩的饭食。富萍心情很安谧，因为这对母子都生性安静。还因为，这两个人的境遇甚至连她都不如，可是也过得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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