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富萍
作者：王安忆
一九九八年夏，我们几个一行去扬州，乘火车到镇江，有朋友来车接，越江到扬州地面。正逢雨季，空气中水汽充盈，看出去婆娑一片。有拂地的杨柳，汪汪的稻田，还有一种奇异的红砖房子。那红色不是通常的带铁锈色的砖红，而是带黄的火红。后来才知，这是粗烧的红砖，寻常人家所用。这情景有一种妖娆和艳情，令人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却是小调式的，类似“挂枝儿”或“山歌”一类。此时，有一个面影忽浮现眼前，那就是我后来所写的小说《富萍》中的“富萍”。
我从小是在扬州保姆手里带大，我先会说的话，不是上海话，亦不是普通话。而是扬州话。那话音里有一种旖旎，一波三折的，其实挺合乎小女孩子小心眼里的矫情。她替我买过一条手绢，是苹果粉绿上配粉红，这粉红偏些桃红，有一股喜鹊闹枝的喜色，抢眼的嫣丽。我母亲大叫乡气，我却喜欢得要命。她往来的亲属，多有一副细细淡淡的眉眼，笑起来会弯，嘴角亦是弯的。皮色并不像那些因长年在室外劳作的农人是黑和紫红，而是一种轻浅的黄，这样的肤色在农人里面堪称得上白皙了。所以她那方的乡党都是形容清秀的。我这老保姆对男女情事持有的态度很可寻味，当我们从小孩子长成大孩子时，她便自觉多了一种监视我们行为举止的责任，往来的异性同学，她都要加以评判，然后汇报我们的母亲。同时呢，她也会与我们合谋，为我们作掩护。有一回，我与男生在家中“约会”，不巧，我的要好的女生来了，老保姆她夸张地大起喉咙，与这女生纠缠，趁此机会，男生就从前边院子的门一溜烟地逃走。她还有一次，将我拉到门背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前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与某某人好了，使我从此看见这人就要逃跑。总之，她对此类事怀有兴趣，混杂了天真和一定程度的饮食男女之心。
走入婆娑扬州，那过往的人事忽就显现出它的色泽与情调，我甚至于觉着，钢筋水泥的上海，因有了扬帮人的乡俗，方才变得柔软，有了风情。这可说就是我写《富萍》的起因。
写到中途，富萍要去她舅舅家，也就是将走入扬帮人的部落了，我让她往哪里去呢？十年前的一段经历便跃出记忆。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北京朋友为某国电视台撰稿一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长篇电视报导剧，来到上海采访。正逢盛夏，歇笔无事，便跟了他们跑点。其中有一处，是跟了环卫工人的垃圾船走苏州河。那一日的情形真是风光无限。垃圾船上的生活并不如我们预先想象的那样腌臜和困苦，一艘机轮船，船板涂了红漆，水洗得锃亮，一应用具都洗涮得纤尘不染，连小板凳的四个脚底都露出了木质的洁白。垃圾上船后，洗白的大帆布罩得严严实实，每一个角都绷得铁紧。船走在苏州河，先是在高楼夹岸的狭道里，然后逾见开阔。水泥河岸换成柔软的泥坡，坡上庄稼碧绿，树影重重，水也淅清。对面开来船只，有些亦是他们同业，互打招呼，女人赤脚坐在船板上，做着针线，风和日丽。劳动的生活其实是很美的。那些环卫工人，都是苏北籍，无论男女，都有着健颀的身材，在摇晃逼仄的船上，行走动作，是含蓄的敏捷。他们本没有料想会来一个女的，见了我一怔，然后急骤地商量，其中一个撒脚往队部疾跑，再跑回来，身边多了一个妇女，专来负责我的安全。她替我套上救生衣，然后就紧紧地搀着我的手，过一时则回头对我笑一笑。三个小时的船程，她就这么一直搀着我的手，没有松开过半会。她的敦厚的手掌和笑容，含着一股鲁直的温柔。后来，在他们大队部食堂午饭，都是味厚的风格。肉燉得酥烂，入口即化，鱼炸得金黄，汤熬成牛乳的稠浓，乡下人的膏腴。我便让富萍去了他们那里。
最后，我要下一场透雨，让这城市浸泡在水色中，变得剔透晶莹，然后开出莲花。在纷攘的时世替换中，其实常态的生活永不会变，常态里面有着简朴的和谐，它出于人性合理的需求而分配布局，产生力度，代代繁衍。
奶奶
这天下午，富萍到了奶奶帮佣的人家里。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皮鞋底擦着水门汀的地，有一点回声从弄堂的壁上碰回来。下午三四时许的太阳光，黄黄地照耀着。小女孩的衣裙，在太阳光里，变得很美丽。富萍依着奶奶信上的指点，走到弄堂底处的门前。门开着，富萍迎门一站，挡了光线。门里面走道上，坐了几个女人。看不清她们的脸，她们身后有一些光照进来，画出了轮廓。其中有一个，站起来，向富萍说：来了？富萍就叫了声奶奶。
奶奶是李天华的奶奶。也不是亲的，是将李天华过继给她做了孙子的。当时，媒人上门给富萍说亲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李天华是初中生，二就是她奶奶在上海做保姆。所以，虽然现在弟妹多，李天华又是老大，家里难免穷困些，但并不是完全没希望的。奶奶很早死了男人，没有儿子，一个女儿总是人家人，这样，就只一个孙子是她的后人，孙子的初中就是她供的。奶奶十六岁起就到上海帮佣，至今三十年，算得上是个老上海了，是个有身份的奶奶。富萍的爹妈死得早，是跟了叔叔婶婶生活，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看得很重，又不好嘴上过问，只能用心。给她说亲，她就低着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人要上门来，她则死活不露头，钻在要好小姊妹家一天，等人走了，才回家。若要带她去人家里看，她当然更不去了，无奈，婶婶只得自己去了。心想，可别耽误了丫头的大事，叫人说做叔婶的不把侄女儿的一辈子当一辈子。回来，再一桩桩说给她听：老人如何心慈，弟妹如何听话，大妹妹已经说好了人家，隔年就要翻房子，等等，等等。她还是不说好还是不好。一直等人说到了李天华，她才没躲。李天华来的这一日，在家煮了饭，烧了茶。她从低着的眼睑下，看见一双黑布鞋，并得拢拢的。鞋不大，有些瘦，略尖的圆口，衬着白纱袜，脚背高一些，不是一双下惯水田的脚。那种宽扁的脚掌，扒得住泥和水的。她就晓得这不是一个吃力气饭的人。后来，媒人就送了彩礼来。彩礼除去一般的毛线、衣料、花线，还有一份盘缠，是奶奶让她去上海玩一趟。这样，富萍就来到了奶奶这里。
奶奶说是奶奶，看上去比富萍的婶婶还要后生些。奶奶的头发很黑，前面看像是窝纂，其实是将短发顺在耳后。身上的褂子是蓝布的大襟褂，长纽，立领。奶奶的脸色不是城里人那样的白，也不是乡下人的黑，而是黄白的。脸盘比较丰满，皮肤绷得很紧，但并不是细嫩的，有些老，不是苍老的“老”，而是结实的意思。奶奶的手也是这样，骨节略有些粗大，皮肤也有些老。奶奶说话口音已经变了，不是完全的家乡话，但也不是上海话，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她走路腰板挺直，坐在椅上吃饭做事腰板也是直的，但一旦弯下腰，那叉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奶奶的五官也是这样。她是那种不怎么鲜明的疏眉淡眼，有些富态，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但当她说话时，下唇微微前凸，上唇有些吊，露了点齿，依稀又变成了乡下的泼辣的女人。她的一个眼角上早年受了伤，没有落疤，只是使眼尾往里陷了一陷，形成一个坑。于是，眼睛往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就有些“乜斜”的意思，有一点泼辣的妩媚。总之，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
在她们扬州乡下，女人历来有出来做保姆的传统。有做长的，也有做短的。像奶奶这样，已经在上海落下了户口，成为正式居民，四乡八里也有一些。她们大都是年轻时守了寡，或者男人没出息，荒唐，而且没儿子的，就像奶奶这样。她们没有靠头，只有靠自己。她们出去久了，难得回来。要回来，也住不长。已经不服此地的水土，不是拉肚子，就是身上发疹子，所以立即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多半会带着一两个女人，带到上海去，替她们也找个东家。还有时候，她们从上海写信来，让谁家的女人去上海，也做人家。渐渐地，她们乡下的人，在上海就有了许多。而且是在差不多的地段做。东家和东家，有一些还是亲戚熟人，常常有得见面。这样，出门在外的生活，就变得容易适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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