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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谋杀
作者：［美国］查尔斯·海因斯 著 李钟涛 韦清琦 译
当然，绝大多数以被告身份出现在肖恩斯坦法官的法庭之上的赌博经纪人对这一套拿腔拿调的演讲已见识过许多次了——当然，他从来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人关进监狱。在布鲁克林刑事法院三号法庭内，人们递交着有罪或无罪的辩护申请，结局好则皆大欢喜。法官发表一通演讲；地区助理检察官得到认罪答辩；赌博经纪人保住自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保住了赌注登记本。拼命揽客的法院律师们拿到了25美元，而扫黄禁赌警们又可以保证每月从“小本子”中收到贿金。
当克诺里高级警监来到第13分局时，他决心了解一下他即将领导的警察们的贪腐程度。没花多少时间，他便发现第13分局内的情况是如此令人震惊，因此他决定招募马尔维进行一项高度机密的卧底任务。克诺里知道这位年轻的警官对他非常忠诚，但是他猜测马尔维会觉得这种程度的腐败令人作呕，很可能会拒绝这次任务。不管怎样，克诺里要尝试一下。
“坐，年轻人，”克诺里温和地说，“我是如何了解到第13分局的情况的，这是个相当长而且遗憾的故事，在我请你帮忙之前，你必须知道一切。”马尔维没有回答，但是他放松下来，专注地听着。
17
纽约州人民诉霍尔特，
1992年10月12日
太多自荐去当庭审律师或参加诉讼的律师认为挑选陪审团的过程是种分神的事情，耽误了主要的事件——审理。但是对拉里·格林这样一流的庭审律师而言，voir dire——法语中意为“说真话”——是案件审理的重要前奏。事实上，格林喜欢说寻找合适的陪审员的过程对任何案件都是sine qua non。这个拉丁短语的意思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正是在挑选陪审团的过程中，”格林在福特汉姆法律学院对他的庭审律师班授课时说，“那些有望成为陪审员的人会考量一下律师的品性。如果他们喜欢你，你就建立了一块滩头阵地。如果他们不喜欢你，那你还不如说斯瓦希里语！”他会暴躁地问，“如果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你怎么可能挑选陪审团呢？你只有通过提问诱导出完整、全面的回答你才能了解他们。只有那个时候，你才能评判一名陪审员的智慧、其对当前事件的了解程度以及思想上是否会先入为主。”
注意，这并不一定表明格林想找个公正不倚的陪审员。他的任务，正如他意识到的，是挑选他可以找到的最聪明的人，那些他可以说服的人以支持他对于案件的推测。
对拉里·格林来说，胜利并不代表一切，这是唯一要做的事情，这与伟大的职业橄榄球教练文斯·伦巴第的态度如出一辙。所以对那些认为陪审员的挑选是审理的附属产物的律师，他少有耐心，甚为鄙视。萨福克县助理地区检察官华莱士·戈斯就是这样一名律师，这对史蒂文·霍尔特来说是件幸事。
对一群等候着进行甄选担任陪审员的市民，戈斯问了一系列问题，经常问得咕咕囔囔得听不清，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两个词，然后他便敷衍马虎地对他们说声谢谢你。“你能保持公正吗？”“你会接受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吗？”“除了提供证据排除合理的怀疑之外，你对检察官会提出更多要求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能”、“会”和“不会”。有些时候，法官会告诫戈斯不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法律问题完全属于法官的权限。但是无论戈斯被警告过多少次，他就是不明白。他完全不留意。
拉里·格林挑选陪审员的方式旨在实现两个基本目标：让他或她尽可能地多说以了解这位潜在的陪审员的情况，这是做出恰当评估所必需的，另外设计出一些问题可以帮助格林运用他的诉讼策略。实现第一个目标的技巧就是问一些问题，试探一下该陪审员先前参与审理的经历。
“萨利文先生，先前你说过，你以前曾担任过陪审员？”
“是的，先生。”
“那你和其他陪审员进行过裁决的评议吗？”
“有过。”
“如果你们达成了裁决意见，你不用告诉我们裁决是什么，但你能跟我说说该案的事实吗？”
潜在的陪审员回答问题的方式——是否吐字清晰，表达是否简短、明白，对案件是否还记忆犹新——透露了这个人很多方面的东西，甚至可以从这些一问一答中诱导出其对法律制度的态度。这位可能成为陪审员的萨利文先生回答格林问起的前任陪审员的情况时，他回忆说：“是关于这个抢匪的。”对被告的描述虽然很简短，但是对拉里·格林意味着萨利文先生有偏向于检方的倾向。当然，格林会补充说他的结论最多是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恰当猜测。
格林的第二个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案件的分析有关。在史蒂文·霍尔特一案中，格林几乎找不到乐观的理由认为结果会对这位年轻的警司有利。霍尔特的枪被上交给萨福克县警察，上面有其清晰的指纹和掌纹。弹道测试看来是确凿无疑的；用史蒂文的手枪做测试的子弹与从三位死亡的受害者尸体上发现的子弹吻合。而且，史蒂文还有杀害斯科特·鲁本警员的特别动机。他憎恨鲁本，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个腐败分子。还有某种其他的原因，霍尔特不打算告诉别人的事。
“纽约州的刑事辩护律师还有一手暗中保留的强力王牌，如果，”格林在福特汉姆大学庭审律师班上授课时说，“他们知道如何使用它。只需要一名陪审员就可以扳倒检察官的案子，让陪审团无法达成意见一致的裁决。在有些州，五分之四的陪审员意见一致就可以做出裁决，但是纽约州要求达成全体通过的裁决。而且，”他带着少有的微笑——事实上是种自鸣得意的傻笑——补充说，“有时候你会很走运，本来只打算说服一名陪审员的理由被所有12人采信了。”这里他大致引用了评论作家H.L.曼肯说的话，“当一个人被捕、被指控犯了一项罪行，立刻该案就会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如果那个人经审理后被定罪的话，则可以轻易地让公众相信那个人是被权威当局以不实的罪名被判入狱的。”基于许多人都抱有的这种愤世嫉俗的观念，即被告经常是因捏造的证据而受到犯罪指控的，格林认为他应该运用一项策略来妨碍——如果不能说挫败的话——检方对史蒂文·霍尔特的起诉。
格林开始了他的voir dire——“女士们，先生们，也许人们对陪审团制度最出色的评论是，真相是由那些诚实、可敬、具有不同经历的公民们同心协力合作揭示出来的。所以让我用这个问题作为开始：在你们的人生经历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某人被不公正地提起了刑事起诉，你们能够回忆起那个案子的事实吗？”
有一位年轻的黑人股票经纪人，大约30出头，穿着一件蓝色的西装上衣和一件白色开领的短袖马球衬衫，他身体前倾，说道：“在南方，施以私刑太司空见惯了，即使在60年代也如此。这经常是建立在捏造的证据之上的。”
虽然拉里花了一些时间和诺顿·马歇尔——这位来自华尔街的年轻的潜在陪审员——探讨了这一美国历史上的祸患，但是他非常清楚戈斯会动用他的“绝对回避权”把这位真诚的年轻人送回到股票交易所。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有两种要求潜在陪审员进行回避的权利。一种是有原因的，因为某人抱有偏见显然是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另一种是绝对回避权，不需要解释，但是其使用不得出于歧视的原因——例如种族或宗教。
其他几位潜在陪审员对格林的问询有不同的意见。每位律师完成了一轮询问之后，这一组人或被入选或被拒绝。这一程序进行了不算很长时间后，格林撞上了好运。伊斯特·斯坦博格举起了她的手。
“什么事，女士。”格林冲她点点头，“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也许想说点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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