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三重谋杀
作者：［美国］查尔斯·海因斯 著 李钟涛 韦清琦 译
“几乎两年来，他一直呆在康涅狄格州一家退伍军人医院的精神病病房里，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摩尔解释说，1990年12月末的某个时间，警察在布鲁克林滨水区域的一处码头上发现了流浪的“士兵”——他的真名为布莱德利·寇斯，那儿距布什终点站只有几个街区。他那时语无伦次，看起来受到了惊吓。他们搜查他想找到身份证件时，在他钱包里的一些文件中找到了一份海军陆战队出具的退伍证明，他的军衔是少校。
警官们把寇斯送到了布鲁克林的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医院，他被留院进行观察诊断。在寇斯被转到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市郊这家专门治疗这种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医院之前，他收到了定期寄给他的伤残补助支票。利用莎侬在美国邮政检查署的关系人提供的情报，摩尔追查到了那里。
“我马上去。”格林大声说。
“好的，拉里，但是可能帮助不是很大，”摩尔回答说，“根据他的精神病医生所说，少校性格孤僻，经常显示出紧张性精神病的症状。当他有所反应时，大多数都是低低嘟囔的喉音。”
那天早些时候，一位陪审员通知麦克考恩法官她的兄弟突然过世，他的葬礼定在周一。法官宣布休庭至周二上午10点，双方均无异议。
“这样我们有四天的时间在那儿，”后来格林在电话中对布伦达·摩尔说，“直接找这个家伙的医生，看看他能否帮助。”
地区助理检察官沃利·戈斯欢迎审理的延期，这使他有机会和加布·培罗恩警员的律师进行谈判。由于这一新的进展造成了利益冲突的扩大，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和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克罗利共同向金斯县主管法官提出请求，任命克罗利担任特别检察官对培罗恩提起诉讼。
起初，给塞德里克·李昂斯牧师进行代理的律师和一些社区活动家感到愤怒，他们担心培罗恩不会因其种族主义的暴行而受到惩罚。为了减轻他们的忧虑，理查森市长邀请了李昂斯牧师及其家人、他所有的代理人和追随者在格雷西大厦和库珀及金斯县地区检察官肯尼·拉提根会谈。拉提根在库珀手下任联合工作处主任时，和布鲁克林黑人社区的关系尤其融洽。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克罗利。
克罗利说话并不拐弯抹角。“为1990年圣诞节时期被残忍杀害的三个人伸张正义以示纪念，不管这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仍要向你们郑重保证，除非培罗恩接受入狱服刑相当长的刑期，否则我们不会和那个凶残、偏执的恶棍达成任何协议以换取其证言。而且，我们会和李昂斯牧师及其律师商议服刑的刑期，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那天晚些时候，培罗恩的律师凯里·不来梅和地区助理检察官克罗利在萨福克县克罗利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会谈。不来梅缓慢地开口说：“根据新闻报道，你能给予我们的商量余地非常有限。”
克罗利面无表情，回答说：“凯里，我的年轻人，是你的客户没有给自己留下余地。如果他没有什么可以兜售的东西，那我们不如在这里探讨一下你写的证据规则方面的学术论文，而不要为你代理的那个卑鄙的家伙白费口舌。”
凯里·不来梅以前是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库珀手下的一位高级处级主管，他曾担任过布鲁克林律师协会会长，最近还被同行们选为颇具声望的纽约州律师协会会长。他现年54岁，是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撰写过五六部广受好评的法律教材，还是纽约市一家有名的为白领犯罪进行辩护的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不来梅一般不会为像培罗恩这样的人进行辩护。其业务主要和一些行骗的金融家、偶尔也和被控腐败的工会领导、或者面临被判入狱并丧失律师执照的律师打交道。他同意代理培罗恩仅仅是给巡警慈善协会主席比利·莱利帮个忙。当利益冲突无法让巡警慈善协会的律师代理其成员时，莱利有时会聘用不来梅的律师事务所。
不来梅总是穿着整洁——三件套装配手结的蝶形领结，好莱坞电影中庭审律师所穿的制式服装，得体、光鲜。他乌黑的头发在头部两侧已渐渐向后消退，只在他高高的前额中部留下了一撮发尖。虽然他脸上带着一种永远的渴求的微笑，但代理像加布·培罗恩这样的人不来梅教授感到相当不舒服。但他是位律师，所以他要履行职责。
“但是，吉姆，”不来梅对萨福克县地区检察官提出了异议，“加布·培罗恩是你的案子。拉里·格林驳倒了你所有的法医鉴定，所以你唯一的希望是目击证人。培罗恩是唯一另外一位在布什终点站现场的人。这个案件明显就是个处决式谋杀，他可以给你提供细节。”不来梅继续说的时候，克罗利一直没有改变他的表情。“有了培罗恩，你可以为作案动机找到坚实的依据。霍尔特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斯科特·鲁本的人。他憎恨鲁本，因为在围捕布什终点站匪帮时他漏网逃脱了。你的探员们告诉你如果霍尔特没有被捕的话，他会策划杀掉培罗恩的。”
“好了，”克罗利听够了，“对每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培罗恩将面临5至25年刑期的判决。你知道麦克考恩法官的威望——他会判培罗恩在狱中连续服刑的。所以他还有啥好考虑的。如果他肯合作，我会请求法官判处他25年徒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他得服刑17年后才能换个地方。当然，只有牧师和他的司机同意才行。如果他不愿作证，我会请求判他50年，这会让他呆上34年后才能见到假释裁决委员会——如果他那时还活着的话。”
不来梅看起来很惊愕，虽然说真的他期待的结果并不比这个好多少。“我们有多少时间？”
“我已下令在布鲁克林召集一个特别大陪审团，整个周末我将和他们商谈。他们会在周一下午5点立案提起两项谋杀未遂的指控。”克罗利的办公室将把立案起诉的时间推迟到法院书记员办公室关门前的几分钟，以降低泄露给媒体的可能性。
克罗利现在站了起来，抓住不来梅的右肩。“凯里，在周一大陪审团立案起诉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诉辩交易了。”
41
康涅狄格州布里奇博特医院，
1992年11月13日
“格林先生，恐怕寇斯少校对你或者对他自己都没有什么用处。”珍妮·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她是布里奇博特退伍军人管理医院负责精神病治疗的主任。
自布鲁克林转院过来的18个月里，对寇斯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大体上仍属于推测。当然，他的症状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情况，其精神病医生的结论是，这和他在越南的服役有关。但是当他看起来清醒的时候，传统的治疗方法——目的是把他对越南的记忆与他当前的现实状况分开——看来对他不起作用，这让那些检查寇斯的体征图表、对他进行观察的医生们感到棘手。他被迫戒断了过去经常吸食的街头毒品，突然的停用造成了他最初病情的恶化。
“对大多数病人而言，”德·卢兹医生解释说，“大约六个月后症状就会消失。但是对另外一些人，这些症状将是长期的，会持续多年。”
她告诉格林和布伦达·摩尔，对于寇斯少校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有时候白天他看起来处于恢复期，但是就在他要上床睡觉前，他的状况会相当突然地发生逆转，而且经常做可怕的噩梦。
“你能确信少校的病情只是因其在越南的经历引起的？”对德·卢兹医生的分析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格林最后问了一句。
“格林先生，我们这门科学还没有达到可以超越推测的程度。在寇斯少校刚刚离开部队那段时间里，我们缺少对其病情的观察资料，没有它根本无法判断。但是理论上，如果少校经受过另外一次激烈的体验，那么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很有可能出现反复。”
格林进一步追问：“如果给少校展示一些东西，能够重现这些暴力场面发生地的环境，例如，一张在越南丛林中作战的照片，或者某种类似的环境——病人在此目击了特别暴力的事情——那么这会带来反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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