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杨三姐告状》主人公的传奇人生
作者：肖 波
第九章
吴祖光给她取了名字
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
高级合作社社长吴兴福不敢怠慢，一拍大腿说：“我操，这事儿不能耽误。”一溜儿小跑赶到了徐家坟地里，喘着气对正在薅苗的徐杨氏说，快，快，别薅咧，别薅咧。
徐杨氏问咋咧？
“上头来人咧，你快着点儿，磨蹭啥呀，跟我来，跟我来，有事找你呢。”
徐杨氏问谁来了呀？
吴兴福说你不知道，是北京来的，北京你知道不？是首都呀！毛主席派来的，是俩男的一女的，女的长得忒俊，听说还会唱戏呢。
徐杨氏问，唱戏的找我干啥呀？
吴兴福说，我又不是人家肚子里的虫子，干啥不干啥我咋知道？你别磨叽咧，见面就知道咧，来的还有县里的领导，大干部呀。你缺乏觉悟，跟你多说也没用，你知道个大小上下就中咧。
徐杨氏问谁大谁小？我也快到花甲子咧，六十花甲子，不死就活埋，这事我明白。
吴兴福说，你不明白，谁也不明白，只有我们共产党明白。我可警告你，见了面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
这话耳熟。对了，是当年临去告状时老族长告诉过的。
徐杨氏说，古今同理，我明白。
家门口果然有一辆马车停着，套卸了，那马拴在车辕子上，正在埋头吃草料。
果然有几个人在院子里站着。
吴兴福热情地说，领导们，她来了。
那女的上前拉住她的手，说杨大娘，你好哇！身板儿还这么健壮，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徐杨氏端详了这女的一眼，是忒俊，鼓鼻子大眼，还梳了两条大辫子，像画上画的。
袄兜里插着钢笔的男人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吴祖光同志，著名剧作家。
叫吴祖光的人说，我不过是个写唱本的。接着他就指着那女人说，这是我爱人，叫新凤霞，是唱戏的。随后，又说照相的那位是《新观察》杂志的龚记者。
徐杨氏这才发现有人在举着匣子照相。
她下意识地用胳膊遮住了脸，她早就听说照相吸人血脉，不能随便让人乱照。她说：“咋站在这儿呀？快请到屋里坐吧。”
这话该说。
人们进了屋子。
徐杨氏说：“领导们坐吧，领导们坐吧，庄户人家埋汰，领导们将就。”
这话也该说。
新凤霞说：“我们不是领导，我也是穷人家出身，大娘别客气，您坐。”
“找我有啥勾当呀？”
吴祖光说：“大娘，是这么回事，我和凤霞在中国评剧院工作，按照上级的指示，想把《杨三姐告状》这出戏拍摄成电影，所以访问一下大娘，请你介绍介绍当年告状的经过。”
徐杨氏脑袋“嗡”了一下，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
又来了。
又来了。
这事咋又来了呢？
吴兴福说领导们问你话呢。
吴祖光说别急，让老人平静平静。凤霞刚才说了，我们不是什么领导，徐社长就叫我老吴吧。能打赢那场官司，需要何等胆量，何等气魄！经历千辛万苦呢，一位年仅十七岁的乡村少女，难能可贵呀。
“咋说呢？”
新凤霞说：“大娘，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别有顾虑。”
“都是陈谷子烂芝麻，不用提了。”徐杨氏说。
吴兴福说：“让你说你就说，说错了我负责。”
徐杨氏长长叹了口气，说：“我活了五十多岁了，早就有体验，凡是沾上这事边儿的人，日子过得都不顺溜，我的命硬，妨人。”
吴兴福说：“别讲命，那是迷信。”
吴祖光笑了，说：“我的命也硬，咱是硬对硬，否定之否定，就都顺溜了。古人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是新社会了，但您敢于抗争，奔走告状的精神是有教育意义的。”
徐杨氏不明白啥否定之否定，只是觉得这“吴唱本”说话中听，比兴福水平高，老话错不了，阎王好惹，小鬼难搪。真是官越小架子越大，官越大架子越小。你兴福的职位不就是原先的村正么？人家是从京城来的呀！
不过，县官不如现管，还得听兴福的。
共产党讲坦白，得先坦白。徐杨氏说：“我是富农的分子。”
吴祖光说：“你的情况县委向我们介绍了，历史问题总有历史原因，抛开好了。我的家庭比你家富得多，我的父亲还当过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我不是照样为人民服务么？富农有什么了不起？毛主席家也是富农。”
“毛主席家是富农？”
“毛主席家是富农！”
吴兴福走了。
他去给乡里打电话了。他怀疑这几个人的来历，竟敢说毛主席家是富农，这还了得！说不定他们是从台湾派过来的吧！
徐杨氏不怀疑。穷人家的孩子没钱念不起书，念不起书就是睁眼瞎，睁眼瞎当不了毛主席。
她与他们的距离拉近了。
距离近了就好说话。她说：“那我就说两句，毛主席共产党打跑了鬼子，赶走了中央军，坐上了金銮殿，想的是老百姓，办出事来公平，让人服。告状不叫告状，叫揭发检举。一分钱也不用花，再说告状过时咧。新社会当官的不叫官，叫干部。干部不享福，先吃苦。听说有俩大官要享福，贪污了，毛主席知道了，就把他们枪崩了。新社会好，爷儿们娘儿们平等，赶上这年月，高占英也不敢杀我二姐。”
吴祖光问：“大娘叫什么名字？”
“如今公家叫我徐杨氏，乡亲们叫我小满妈。”
吴祖光说：“大娘算华夏巾帼，一代风流，得有个正式的名字才好。”
徐杨氏说：“我原先叫过杨三娥，是为打官司写呈子的先生给取的，除了在大堂上，从来没人叫。”
吴祖光说：“这个名字谐音不好听，娥与恶同音。三个字都是平声，叫起来也不响亮。”
徐杨氏想，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连名字都有这么多讲究。便说：“名儿是随着我大姐、二姐取的，庄稼人不会讲究。”
吴祖光说：“我给大娘取个名字吧，将来也许用得着。你的哥哥不是叫杨国恩么，你就叫杨国华怎么样？国华国华，就是国家的精华。”
徐杨氏说：“名儿不过是个记号，叫啥都中，那我就叫杨国华。怕得是没人这么称道。”
少说话，多念书
徐广禄家的二儿子小满，取了个大名叫徐志满，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昌黎农校，徐家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徐杨氏感到很欣慰。他哥谷雨只念了两冬私塾，就辍学务农了，不得不一辈子跟土疙瘩打交道。还是新社会好，人人都能上学读书，半年只要五分钱的学费。先生是国家雇的，不打不骂，口袋里插着钢笔。
她嘱咐小满，少说话，多念书。
一九五七年，一个不平凡的夏天。
学校动员学生们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心里咋想嘴上就咋说，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谁提的意见多，尖锐深刻，就是进步的表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是犯自由主义。
老校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全体师生大会上做典型发言。他说，本人非中共党员，但是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走社会主义道路，爱之深才能痛之切，就像医生对与患者，先讲预防，再做诊断，然后对症下药，窃以为在教育问题上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国家建设亟需要专门人才，要分清主次，比如又红又专的提法就值得商榷。专，即在某一科学领域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就该受到尊重。只要不危害社会，白专道路也可以走。还有，阶级的观念要逐渐淡化，不能总强调人的出身，像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那样查三代，株连九族，这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徐志满对老校长的话深有同感，尤其因为他是富农家庭出身，自幼定亲的对象“米粒儿”来信说，他如果连共青团都不能加入，婚姻问题就要重新考虑。
他写了发言稿，题目是“呼吁取消成份论”，在班里的鸣放会上念了，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拥护党中央，热爱毛主席，可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觉得低人一等。我听说毛主席的家里也是富农，同样可以领导人民闹革命，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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