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杨三姐告状》主人公的传奇人生
作者：肖 波
主持会议的班主任刘老师说，徐志满同学的态度很积极，提的意见很好，同学们应该向他学习。
徐志满受到鼓励，认为入团有了希望，王翠兰（即“米粒儿”）对他的爱恋之火又可以燃烧起来，因此，晚饭时他多吃了一个馒头。
他太天真了。
老校长也太天真了。
没几天，政治形势便急转直下，对那些提意见的人审查甄别，对所提的意见上纲上线，给了一个名字叫“右派”。学校的教导主任李老师同样伤了脑筋，原来，所谓的“右派”早已分配了名额，农校的名额是三名，除了老校长，还有教物理的方老师（他提的意见是“当领导的不能是外行，得懂业务”，矛头直指学校党支部书记老姜。老姜是退伍军人，曾经出过“金黄的稻谷绿油油”的笑话）。班主任刘老师虽然也有“右派”言论，但她是女的，又是烈士子女，不宜戴帽子。最后还差一个名额，老李说，实在找不出人来，只能领导负责，那就是我了。
他也天真，好像当“右派”关系不到身家性命。
教导主任李老师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保留公职，行政降两级；老校长和方老师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徐志满因年龄不满18周岁，从轻处理，只是被开除了学籍。
徐杨氏说，小满，你的书白念了，我让你少说话，你还是当了耳旁风。你上三年级的时候，不是就学了“乌鸦一张嘴，肉就掉下去”的课么，咋忘咧？
徐志满说，我说的话不反动，觉得符合党的政策，是真理。
徐杨氏说，从古到今，讲真话的人都吃过亏。
徐志满说，我不怕吃亏。况且那话是吴编剧说的。
徐杨氏问，你把吴同志也供出去咧？
徐志满说，那是论据。
徐杨氏说，论“锯”你来我去，俩人拉，眼下是论斧子咧，一面砍。
王翠兰终于退了婚。
要成亲先问家庭出身，徐志满打上了光棍。
这是徐杨氏的一块心病。
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给儿孙做马牛”，这是嗓子眼儿上头的话，儿子说不上媳妇，就是做家长的废物，不合格。不能当人上人，吆五喝六，儿子一不缺胳膊少腿，二不痴癫呆傻，却连媳妇也说不上，怪啥呀？
就怪自己，怪自己原先多了几亩地。
这又该咋办呢？
小雪说，妈，实在不中，要不我也退了，给我兄弟换门亲。
徐杨氏摇了摇头，说妈知道你懂事，这事我也琢磨过，不中啊，退亲不光是委屈了你，也对不起人哪。
徐志满说，光棍也是人打的，有啥了不起。要找对象的话，我有两条标准，一是成分要好，二是模样不比王翠兰差。
徐杨氏说他不知深浅。
深也罢，浅也罢，徐志满却收到了王翠兰的一封信。信里说，她退婚后，找了一个对象，是当兵的，人家入了党，提了干，又把她甩了，“我错了，认错了人，片面地认为思想进步就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实际上不是这样，有人积极是假积极，根本瞧不起劳动人民。你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入团入党，但你仍然是革命青年布尔什维克。我反复考虑，觉得我和你还是有感情的，那天睡觉还梦见了你，你能原谅我吗？我们的关系还能恢复吗？”
徐志满回信说，只要你不后悔，经过了慎重考虑，我同意。
王翠兰真的嫁给了徐志满。
徐杨氏感到很欣慰，说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这是缘分。
立秋来乞讨
有史以来，乞丐是做为一种职业存在的，同样有组织、有领导、有规矩、有活动。结了伙谓之“丐帮”，帮主俗称“花子头儿”，其权势威望乃至生活水平，比县太爷也差不了多少。
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都说生活幸福美满，乞丐因此不复存在，算是抹杀了社会的一道风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放“卫星”所谓亩产十万斤的余音还在缭绕，“公共食堂”的灶膛尚有残灰，“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歌声一直响亮，可是，不少人家却揭不开锅了。
那天，公社召开了现场交流大会，新庄子村介绍了经验，说把玉米骨头、花生皮儿磨碎，粗粮细做，制成糕点，很有食用价值。果然，那糕点摆上来，五颜六色，印有图案，极能引诱人的食欲。只是吃着揦嗓子，吃到肚里拉不下屎来。
这天，徐杨氏正在街上砸碾，来了个要饭的，她觉得这要饭的老汉好面熟，他是谁呢？到底在哪儿见过？
待到老汉快要走出村口，徐杨氏猛然想起来了。
是他，是他，错不了。
她夹着小簸箕追上去，说这位大哥，你等等。
老汉眨眨眼，咋咧？
徐杨氏说，你不认得我咧？我是杨甸庄的三娥子呀！
“哦———不像咧，不像咧。唉，都老了。”
“可不，一转眼就四十多年了，再不老就怪了。走吧，到家里去坐会儿。”
老汉叹了口气，说坐会儿就坐会儿，唠唠喀。
老汉叫崔立秋。
亲戚不成仁义在，这是人之常情。
崔老汉到了徐杨氏家，坐在院里，言语间互相探问了家境生计、儿女状况，你言我语，无须保留。崔老汉说我这多半辈子不顺溜，光仨儿子没闺女，大儿子当兵死在朝鲜了；二的不成人，摸挲间壁的小丫头被判了七年刑，还在大清河盐场劳改队里呢；老幺有残疾，还没说上人，至今打着光棍。你大嫂子妈家是小水坡的，身板儿不好，整年端着胛儿喘。
徐杨氏说我也是仨儿子，比你多俩闺女，都干庄稼。
崔老汉说，当庄稼人也不错，这年头吃皇粮的日子更不好过，一个月的薪水才买十斤白薯干。我们庄的德善是教书老师，说啥也不干咧。
徐杨氏说，不能光看眼目头儿，得望长。吃皇粮的终究会雨过天晴，那是给国家干事呢，受不了亏待。你看都是在机关厂子里犯了错，下放到乡下来；干庄稼的弄红了，才能升到机关厂子里，高低上下明摆着呢。
崔老汉说，还是你看得透。连我这烈属也没你看得透。
徐杨氏心头猛然醒悟：是了，人家是烈属，我是“四类”呀！人们常说亲不亲，阶级分，弄不好就犯了拉拢罪。再说，当初连亲事都黄了，如今还拉啥近乎呢？
徐杨氏说，中咧中咧，不说咧，都是瞎吃瞎过瞎活着，只是不称想你还要饭。
崔老汉说，人到了关口上，就顾不得脸面了。
徐杨氏说也是。
崔老汉仍然相信她是卖身告状。到了这年岁，有事也不是事了。
徐杨氏没有表白，那种事越表白越让人怀疑，”大屁股”五婶几十年前就说过，官司打赢了，仇也报了，莫说没咋的，真的咋的咋的了，也值。
徐杨氏擓给了崔老汉一瓢黍米，说我都是吃定量，我也没多大脓水。不留你吃饭了，孩子们下地回来不得劲。
崔老汉说，我知道你心数好，事儿想得周全。
有他这句话，就足够了。自己养的儿子闺女为啥叫谷雨、小满、小雪？连他爸也不明白，咋说呢？虽然没费脑筋琢磨，还不是心里早有了立秋这个名字？用节气取名儿，不洋气也不俗气，中听。
扫大街的老人
蝴蝶儿多了个名字叫“女高丽”。
显然，“女高丽”这个名字是绰号，就像《水浒传》里的“一丈青”、“母大虫”之类。她们虽然豪爽，却非正统，终究不入正史。土改那年，蝴蝶儿与家庭划清了界线，跑出去参加了革命，说了很多革命的话，干了很多革命的事，觉得自己就是革命者了，常常自以为是。尽管如此，她同样被遣返回老家了，乡音已改，鬓角未衰，只是被人剪成了不男不女的阴阳头。据说，她原在南方一个城里当妇联主任，因为给她脖子上挂了破鞋，她才疯了。
疯的标志是她在男人面前脱裤子。同时，还嘻嘻地笑着说，干不干？不干白不干，干了算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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