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小艳史

作者:老张斌




  “说得好,他们就是这样一些行尸走肉。”我幸灾乐祸地说。
  安脱掉大衣之后,就露出了紧紧匝住胸脯的香槟色的细线毛衣,她的小脸蛋儿由于发疯似地转圈儿,已经由苍白变成红润,像一朵正要开放的蔷薇花。气味从她口中呼出,从她脸上发散,从她头发(鬈发)上飘荡出来,用它们共同的馨香把我包围,让我迷醉。我随着乐曲,随着她的手,眼睛,腰,胸脯的牵引,不由自主地,像一个失控的陀螺,在打了滑石粉的木质地板上,转个不停。每一次乐曲终了,我们就跑到最后面的那排椅子上,往后一仰歪,笑,喘,说。啊,累死了,晕了,疯了,太好了。她说。我也跟着她说。她问:“以前你也这么疯过?”她说时头靠着椅背,眼睛闭上,笑意如晨风,晨曦,朝霞,朝露,若有若无,恰到好处。我发现,无论她做什么,都恰到好处,都能把美释放,放到一个限度,达到中庸(无过无不及)。这就是说,美是一种天然现象,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一种存在。美不管场合,地点,环境,对象,用途,它是独立的,自由的,自足的,自豪的。美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事物,最值得思考又不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因而他是永远的诱惑。
  我看着安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
  “没有过什么?”她忘了刚才的问话,反倒问我。
  “没有过疯,也就是没有过快乐,因快乐而疯。”
  她睁开眼睛看看我,抿着嘴乐。我看到了她嘴角那粒小酒涡,就回到了现实,也就是回到了我们坐着的那个地点,那个时间,那把椅子,那乱哄哄的舞场。
  
  二
  舞会结束时,天已大亮。我说我送你回去,顺便看看你住的地方,以后好去找你呀。她说太远了,别送了吧。我说有多远?在地球的那一边吗?就是在地球的那一边,我也要送你。她笑了笑,说,好吧,那就送吧。
  我们骑着车子在寂静的大街上慢慢地走。因为天刚亮,又是冬天,人们还睡在热乎乎的被窝里,不肯出来。其实他们真傻,外面的空气多么清冽,吸一口就跟吃一个雪团一样,从口腔到胃,都有一种被清洗的感觉,再舒服不过了。何况,在和安跳过一个整夜的舞之后,在送她回宿舍的路上,边走边说着闲话,是多么让人愉快呀?应该说,这个早晨,1957年第一个早晨,是我人生中最最完美的早晨,也许从此以后,再不会有这么美好的早晨了。
  雪不知在何时已经不下了,路上结着厚厚的冰,又洒了一层新雪,走在上面,就像走在江上,一步一滑。有几次,安快要跌倒了,我伸手一扶,就把她托住了。我倒真希望她摔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那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抱她了。可惜她就是不摔倒,不给我机会。
  我们终于到达了她们医院的宿舍楼,一个只有三层的红色楼房,以后我就叫它红楼,这样我就可以把住在里面的安想象成《红楼梦》里的林姑娘了。
  我们站在一个门洞的外面,安朝上面看了看,脱下手套,把手伸给我,说:“谢谢你,我不让你上去了,因为……以后吧,你什么时候想来玩儿,就先给我打电话,电话就在我们宿舍外面走廊里,在我住的房间的右侧,号码是……”
  “好,一定。”
  她转身想走,又叮嘱一句:“打电话时别说是中大营的,千万记住。”
  “为什么?”
  “以后我会告诉你。”说完她就进门洞去了,莞尔一笑,那么迷人。
  声音,形象,一步一步地消失了。刚才还站在这儿,脸蛋红扑扑的,牙齿闪着亮光,那120根眼睫毛不停地颤动着,细小的水珠儿在上面闪烁。转眼之间,这一切美妙的事物就无影无踪了。下次你再见到它们时,就不会是在这个地点,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深切地感到了时间的流逝。它丝毫也不顾及,也不怜悯,更不会惋惜。它一向铁面无私,我行我素。下一次,当然,肯定还会有的,我会不停地创造下一次。但每一个下次,都是新的,都不会把前一个留住。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或者我对她说,啊,怎么一眨眼工夫,我们的头发都成了霜打草?我们的脸都成了风吹沙?我们的爱情都成了昨夜梦?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必然的人生啊。一想到这个,所有的幸福感就都化做一缕青烟,随风飘散。
  
  三
  电话装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在人们走来走去的地方,一种手摇式的老电话。一个灰尘扑扑的老古董。
  从周一到周六,多么漫长的六天!我每天走过那个电话,大头鞋都要停下来,它问我,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我说,没到时候,打什么电话?它说,先试试嘛,看能不能找到她?不行,不到规定的时间,不许打扰她。大头鞋冷笑一声,说你这个爱说谎的家伙,你心里想的本来不是这个。
  我低头看看它,笨头笨脑的,猪嘴,象身,颜色像河马,从五眼里往外冒着若有若无的脚臭味儿。我笑了笑。对它说,很好。我这个伙计挺不错。请你少安毋躁。面包会有的,爱情是忍耐。
  我从电话机旁走过去,因为还不到下班时间,这时候打电话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你和她约会,就会招来一大群人的嫉妒和谴责:怎么回事儿?你想跟她好?那个风流女?你知不知道她是什么出身?知不知道她在中大营的名声?她欺骗所有的人,从老干部到小青年,她跟谁都谈,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的,有的甚至都想为她上吊,可她哈哈一笑,说没那么回事儿,我怎么可能爱他呢?他值得我爱吗?中大营里没有一个值得我爱的人。最后一怒之下(干部处的领导同志一怒之下)就让她滚蛋了。你敢跟这样的女人谈恋爱?除非你神经不正常,要么就是不想在中大营呆了。
  这些话我听得太多,我的耳朵已经灌满了对她的愤恨和诽谤。我不相信,也不调查,我听之任之,好像我与她毫不相干。我一门心思地等待,等到周六下班以后,等人们都走光了,最后一个从办公室出来,来到电话机旁,屏住呼吸,耳听八方,只要哪间屋里还有一点儿动静,我也不会摘下那个致命的话机。好,整个楼里确实没有人了,可以行动了。这个地下工作者鬼头鬼脑,心怦怦乱跳,嗓子有点发紧,发哑,得清清喉咙,用手从上往下捋捋脖子,试了试声,确认嗓子眼里没有毛刺了,清亮滑润像个歌唱家,这才拿起那个颤巍巍的话机,用粗而不壮的手握住摇把,转上两圈,把声音放得很温柔:
  “喂,总机吗?麻烦你,请你给挂外线……啊,谢谢……外线吗?请你帮我挂3456……”
  啊,听筒里从地球的那一头传来了“嘀,嘀,嘀”的声音,话务员说:“占线!”就断了。
  第一次打击让你倍感紧张,心跳的声音有如擂鼓,不再是怦怦怦,而是咚咚咚!这时距离下班已过二十分钟,食堂正在开饭,再过一会儿,饭菜就凉了。可是吃饭比起恋爱不是太次要了吗?别说一顿不吃,就是十顿不吃,又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必须把她找到!
  地下工作者再次努力,就是把刚才那套程序重复一次,两次,多次,直到对方的话机送来了让人惊喜的问话:“喂,找谁?”她问话的方式、态度都不够文雅,没有礼貌,这都不要计较,要赶紧说:“啊,对不起,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安东妮?她是你们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就住电话机左手第一个屋,她要是不在,找李丽也行……”
  为什么要说找李丽也行呢?安告诉过我,她同屋的李丽是她的保护神,只要有男同志找安,都被她堵回去了。真要把她给找来了,不是更麻烦吗?所谓“情急生智”未必可靠,更多情况下是情急生昏,昏头昏脑的昏。
  果不其然,李丽来了,大嗓门儿,嘎嘎地一路笑着,皮鞋把地面敲得嗒嗒响,“喂,谁找我?我是李丽。”
  糟了,安的保护神来了,对任何男人她都感到愤怒,或者悲愤,不知道男人们是怎么得罪她的。赶紧说好话呀,别怔着,再怔一分钟她肯定要把电话挂断。
  “啊,真对不起,是李丽同志吗(那时候绝对不能说李丽小姐,那等于骂她是资产阶级臭小姐),我是你朋友安东的同学,咱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您的芳名我早就如雷贯耳了,是安说的,她说了你好多好多,当然都是好话了,她说您是天下第一美女,有一双毛嘟嘟的大眼睛,而且心地善良,一向助人为乐,你还是她的保护神,安说,她对我说,你给我打电话时,要是我不在,你就找李丽,她是我的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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