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克隆救世主
作者:[法国]迪迪埃·范考韦拉特 著 王 莉 译
我四处流浪,搭了一辆又一辆卡车,从密西西比到康涅狄格州。其中有位司机,开着辆小卡车,运送聚酯塑料船,我同他谈到游泳池,说那是我童年的梦想。我只在运动中心见过这种海蓝色的池子。到了格林威治森林,他把我连同货物一起卸给了丹尼尔游泳池建造公司。老丹尼尔雇我为挖土工人,我边干边学。十年内,我们造了这一片最漂亮的游泳池。可是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淹死在游泳池中:保护儿童的法律惩罚了建造商,公司倒闭了。思念着老丹尼尔,我继续检查、维修那些尚在保修期内的客户的游泳池。我开着丹尼尔的最后一辆小货车,一心想向别人证明,他所建造的,是世界上最美、最干净也是最安全的游泳池。司法部门给我发了份最低工资,仅够交房租之用。他们盯着那些保修合同的期限,最后一张合同期满之时,也就是我失业之日。我一无所有,仅有的一点存款,也寄给了我的养父母,否则房东要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现在,他们都死了,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因偷窃进了监狱。我得去清理他们的遗物。在回乡的路上,我心如止水,总不能再去清除一遍早已抹去的记忆。我租了间家具储藏室,以备我的哥哥们从监狱出来时所用。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只带走了一件东西,就是老吉米,那只绒毛兔,给了我名字的老朋友。当时,离开医院时,我是把它掖在睡衣里偷偷地带出来的。
爱玛听着,把我的手指压在她的左胸上。这不是怜悯,而是职业习惯。她是个记者,对她来说,所有人的故事,都可能变成一篇文章。虽然她在一家园艺杂志社工作,但她的梦想是做《社会调查》节目。她想让我说说我六岁以前的故事。为了她,我拼命回忆,所能想到的就是一群白大褂,带铁栏杆的窗户,高墙围起的草坪:像是一座连记忆都被烧毁了的孤儿院。她问我:“一生下来就是孤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回答:“没什么感觉。”不知自己失去了什么,也就不会痛苦。现在我知道了爱情孤儿的滋味,空虚萦绕心头,痛苦于事无补,但它却死缠着我不放。这份苦难谁也夺不走,因为它是我的仅有。
“73号!”
我看了看我的手臂,血从绷带里渗了出来。我在门诊部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身边有受伤的人,也有几个干枯的老人。我的号码是72,我三次都让给了别人,把号码换给那些病情更重的病人。反正,被狗咬一口也死不了人,而且,那还是只富人家的狗,吃牛排,一天刷两次牙。此外,呆在这个候诊室里,我可以想象身在别处,比如说是防疫站,或者是在游泳池安全站。我害怕医院,从小就没再来过,对那些白大褂的恐惧至今还记忆犹新。也许,正是这份恐惧才让我从不生病,看问题要乐观一点嘛。我更愿意晚一点再做检查,只是坐在这把固定在地面的椅子上,静静地体验着痛苦。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回到同爱玛在一起的幸福的三年中。
我们的相识,缘于她所出的一期夏季游泳池专刊。她要采访格林威治的娜布劳太太。那是个星期六,我正用盐酸清理游泳池刚长出的红藻。其实,自动除藻系统完全能取代我的工作,它能在水中自动加入杀藻氯酸盐,通过絮凝净水法和过滤器,持续运作三十六小时,就能除尽红藻。只是娜布劳太太喜欢叫我,哪怕是一只马蜂落进游泳池里,她也会向我求救。对她来说,我不仅是游泳池维修员,也是她的陪伴。曾经是大使夫人的八十岁老太太,身上有百病千痛,但却从不诉苦,我们只谈游泳池。
我正卸下预过滤器,老太太领着一位靓丽的金发女郎走近游泳池围栏,说女记者是来拍相片的。她向女记者吹嘘我是一个水精灵,坚持要记者采访我,要我向女记者讲解我正在做什么。我说我正在卸下预过滤器,以便清洗电泵。娜布劳太太很陶醉地听着,像在听首诗朗诵。然后,她端来两杯兑了伏尔加的橙汁,对我们说:“我先回去了。”我们看着这个小个子老太太,穿着带褶皱的裙子,慢慢地、一步步地走上房子的台阶,一副闲适的神情掩饰着老寒腿的疼痛。然后,我们坐在院子里的那把路易十五世的灰绒椅上。
爱玛穿着肥大的裤子,深灰色的紧身小上衣,透过扣缝,能看到里面的浅灰色胸罩。她的身材可以媲美《花花公子》的封面女郎,而她的面孔却带着知识女性的苦恼。袒胸的低领非常撩人,同她的气质不太相符。为了表示我们有共同点,我告诉她我是个很羞涩的男人。她问我盐的电解和银铜的离子化哪个对杀菌更有效,真没想到她对我的工作这么了解,我想,一开始我爱上了她,就是出于这份职业自豪感。以我个人的见解,我建议先撒上少量的盐,打断水分子链,电解氯和钠:在杀菌过程完成后,那些经过消毒的物质又再次合成盐,下一个循环会再度开始。她又问我对于强氧化作用有何建议,她低头记着笔记,我是对着她的乳房回答问题的。然后,开始下雨了,门房带来伞把我们接进了房间。
出乎意料的是,他把我们领上了大理石楼梯,领进了一间卧房,说:“这是夫人的房间。”然后他关上门走了,留下我们两人独自发愣。我们的目光都不敢对视,用眼角偷瞄着,忍不住大笑起来。认识才几分钟,我们就有这份默契,这比刚才听到她用专业术语来谈论我的职业更让我感动。
我们坐在一条硬邦邦的长凳上,面对一张垂着红色吊帐的大床,床上铺着绣花软垫,床边围有金属栏杆,床头的枕头上方,吊着一根用链条固定的帮助起身的抓杆。爱玛重新打开记事本,问我:“如何?”我说,强氧化剂是不错啦,但我更喜欢环己烷聚合物,对紫外线很敏感,既能消毒,又能软化水质。
她不再记了,我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安分起来,它们终于停止为她脱衣,而移到了寡妇的这张大床上。这张床似乎成了医疗设备,它使我们的身体再度年轻起来。我能感觉到她同我的想法一样。樟脑丸混合着紫罗兰的香气,我们坐得很近,但不是身体的距离在诱惑着我们,而是这张大床,它无声地呼唤着我们,别错过这份意外的刺激,别辜负了这份生活的美意。实际上,我一动不动,她也一样,只是我们的膝盖在悄悄靠拢。我们没有挪动身体,没有伸出手,她也没有凑过红唇。这一切都在想象中完成了,我们都很清楚。没有害羞,没有逢场做戏,没有所有猎艳时的固定程序:有的只是一份默契,一份灼热地分享,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种要反抗年华流逝、摒除死亡的恐惧……我们想象着老太太在楼下,微眯着双眼,听着楼上的大床又活了起来。这个想法让我们激动,我们彼此注视着,既想为她,也想为我们自己找寻这份快乐。我为老太太维修了十年的游泳池,娜布劳太太教我做希腊饭,教我品尝法国酒,欣赏俄国文学:她每个星期都给我一个菜谱,送些酒让我尝,送本书让我看,这一次,她又送上一个女人来解除我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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