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克隆救世主
作者：［法国］迪迪埃·范考韦拉特 著 王 莉 译
然后，我们又把一切弄整齐，铺平床单、被子、床罩，把软垫以另一种方式摆好。随后，我们相隔两米先后下楼。“你们都谈完了?”娜布劳太太正坐在阳台上，伴着雨声阅读。爱玛说，谈完了，谢谢您的款待。我们跑上汽车，朝着森林开出了两三英里，找到了一片林中空地，停下车，我让车灯闪着。我们相拥着，在小货车的车厢里做爱。身边堆满了装着杀菌剂的塑料桶、酸碱度控制器、替换泵。真是神奇、猛烈、刺激、亢奋。她骑在我的身上，我身下那只装满氯化盐的袋子被压碎，撒了一车。她的乳房是那样的坚挺、饱满、真材实料。一切是那么新鲜，爱的芬芳混合着化学药剂的气味，快乐的呻吟伴着清洗器的嗡嗡声，一定是她不小心用脚蹬到了开关。塑料软管缠绕着我们，像是章鱼的触角，氯化盐颗粒在我身下，被汗水腌得滋滋冒气。我的心快乐得沸腾起来。
事毕之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去你家?”我点了点头。我们不要分开，让她的受访者，我的顾客，都见鬼去吧。她要我，我要她。我告诉她我家很小，她则说，她家有丈夫。她又补充一句：“很乱。”
“74号!”
我看了一下手中的号码，再过一个就是我了。突然间，我想逃跑。为什么要消毒，为什么要打防疫针?刚才，我正在换滤沙器，一只猎犬扑了过来，我心想，很好，咬狠一点，最好咬在喉咙上，让我倒在我最擅长的工作中，漂在树脂和石英合成的游泳池水面上，而我的絮凝净水器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清除我的血液，绝对专业。设备虽然昂贵，但却有效，我的遗体就是个活生生的证据。可惜，主人把狗唤了回去。
没有爱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幸福过，一切都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如此快乐、如此幸福地爱过。这就够了，即便还有下辈子，我也不需要，我们的爱够我永远回味，尽管它很短暂。
当然，在三年内，我也想过有一天她会离开我，但不是这种离开法。她丈夫并不是我们之间的障碍，相反地，他成了我的朋友，一个从没有碰过面的朋友。她时常谈起他，她是那么可怜他，因此，他对我毫无威胁：她陪着他，只是为了不让他沉沦下去，这我赞成。当她太过分时，我还会帮着劝她。他是一个聪明人，但却很脆弱，很自卑，总认为所有人都比他强。这有点像我，只是他的童年比我幸福，这样他就摔得更惨。他是个失业的建筑师。她兼顾我们两人。一天，他遇见了飞碟，从此，他认为整个人类都在对付他，爱玛除外，因为她总是装出相信他的样子。接着，他加入了邪教。那是群狡猾的家伙，诈骗他，还说是为了他好。说什么外星人已经隐名埋姓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了，上帝抛弃了人类，能救世界的只有魔鬼，他们卖给他一些小瓶的药，还有护身符，教他怎样向魔鬼祈祷。终于有一天，爱玛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家中那些扎着针的布娃娃，还有床下晒干的蜥蜴尾巴。她把他赶了出去，赶到邪教徒的居住地去了。
从此，生活被打乱了。事实上，是她的离婚毁了我们的关系。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她约我去中心公园船屋餐馆吃饭。她边剥着虾壳边对我解释说，她的天平倾斜了：我原来作为情人，同她的丈夫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现在那边的重量一撤，我就变得过于沉重。她想重新开始生活，组织一个家庭，她不愿总想着我，这会影响她集中精力工作。她想找回自我，摆脱我的影响，不愿被性困住。她需要一种平静的关系，一个平淡的男人，让她在家也能安静地工作，让她的夜晚，在电视机前安宁地度过。而能提供这一切的人不可能是我，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性：在一起太兴奋，分开又太寂寞。简而言之，按照她的推理，我们分手是因为她爱我爱得发疯。
我说，我可以同她结婚，组成家庭，住在一起，陪她看电视。她说，不行。“你在我原来的生活中，像一剂解毒药，吉米，但解毒药也是毒药，如果我们加大剂量的话，它甚至是服很利害的毒药。用它要选好时机。”我完全糊涂了，我们在一起时很幸福，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这就够了，怎么现在我就变成了毒药?我在脑中翻来覆去地想着，想要找到一条理由来反驳她，结果，我的答复是，无论如何，我会永远爱她。她苦笑着喃喃道：“无论如何，好啊……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吉米，我想生个孩子，但同你是不可能的。”我终于明白了，她在考虑孩子的前程，一个父亲，也是一个钱袋。
我说好，如果有一天你改变了心意，要知道我在等你。我结了账，头也不回地走了，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对自己说，很好，很潇洒。我以为不会那么苦，不就是分手吗，更艰难一点的分手而已。但是，故作潇洒其实真蠢。
我等了三个星期，天天盼着她给我电话，告诉我：“我想好了，我爱你，即便毒药我也去喝，我们回到从前吧。”但事实上，什么也没等到。我想去撞开她的门，去抢银行，去弄些钱来供她养孩子，但是，我不敢迈出这一步。那么，就试着忘了她吧，我把镜子都翻转面对墙，去浏览色情网页：结果是倍感孤独。
一个星期天，我窝在床上，把遥控器在战争片和体育台间换来换去，无意间调到了亨利牧师在电视上讲道的台，他谈到一个人诅咒他太太，因为她离开了他，他发誓再也不要见到她，永远也不会原谅她。然后，他遇到了耶稣，耶稣对他说：“去找她吧，你会认识上帝的。”我真的去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人，我说敲错门了，转身跑了。
从此，我学习接受别的姑娘。到目前为止，她们不是难看，就是愚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这也许只是个时间问题。也许终有一天，爱玛会成为过去，我会恢复理智的。但我还是无法怪她，越想把她想象得很坏，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比我预料得还糟。
“该您了，先生!”
候诊室只剩我一人。我起身，走到挂号窗口前。我向护士问好，她隔着玻璃问我有什么问题。我抬起胳膊，给她看裹着纱布有血渗出来的伤口。她按了一个键，左边第二扇门上亮起了绿灯。我谢谢她，穿过安全检查门，进入一道走廊，广播里用三种语言要求我脱去鞋子，然后，让我等到铃响。随着铃声，又开了一扇门，我走进地上铺成黄白方格的待诊室，有一个医生脸拉得老长，等在那儿，他叫博医生，一个大口罩遮住了他更多的表情。
他让我坐在对面。拿起我的身份证，塞到读卡机中。五秒钟后，他从荧光屏前抬起头，用怀疑的口气问为什么我的病历是空的，我开玩笑地说，这很严重吗?
“您从没有生过病?”
他口气似乎含有责备，我说，没有，怎么啦。
“也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做过常规检查?”
我解释说我的养父母很穷，他们住在偏僻的南部，生命是由大自然来优胜劣汰的。那里的学校也不正规，我靠的是自学。后来，我离开那里，过着很忙碌的生活。他半信半疑，伸手调了调口罩。医学的最大进步，就是医生面对病人，越来越会自我保护。
“您知道您的血型吗?”
“不知道。”
“我先得建立您的基因卡，这是必须的，尤其在您这种情况下。”
“我的情况?”
“肥胖问题。”
我告诉他，我来这儿是因为被狗咬伤了。
“脱去衣服，站在秤上。”
我起身叹口气。他用批评的眼光看着我剥光的身体，提醒我，相对于我的身高，我的体重应该控制在两百三十磅之下，在纽约，超重者要么接受治疗，要么罚款。我告诉他，我在格林威治工作，他说，那更糟，两百一十磅。我向他保证我要减肥，他建议我等检查结果出来后再说：也许是一种遗传的内生型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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