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克隆救世主
作者：［法国］迪迪埃·范考韦拉特 著 王 莉 译
我转过身来，看到一名担架员正快步跑着，身上挎着皮质担架带：他是一名正式担架员。我追上他，向他问好。他冲我笑了笑，却没有放慢脚步。他看了一眼我背的布质担架带，对我说：
“您能参加，真好。”
他的热情立即感染了我。我调整脚步，跟上他的步伐，朝出口走去：我们应该是去火车站抬病人。
“不用开车去?”
“有标语牌就够了。”他答道。又有三个背着皮质担架带的人，从问询处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有的手持扬声筒，有的举着蓝底白字的牌子，上写着：“卢尔德圣母院——护理人员联合会。”
“欢迎您参加。”他们对我说。
我问他们参加什么?
“参加护士游行。”
我停下脚步，说不，我是来抬病人的。他们用谴责和遗憾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个不顾集体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人。他们耸了耸肩，跨着有节奏的步伐，走出大门。
雨越下越大，我又回到了广场，找到教区分布图，从中查到：圣母院接待处，C3楼，34号。我循着地图穿过一座下面泥浆翻涌的小桥，走到一座现代化的楼前，楼房通体为茶色反光玻璃，圆柱状的电梯突出于墙外，还带有三座侧翼。这里，是朝圣的病人和瘫痪者的住处。天桥下面的玻璃门前，堆满了罩着蓝色篷布的三轮推车，是搬运病人去游泳池的工具。车牌上注明各个捐款机构。我一扇又一扇地挨个儿推着玻璃门，直到最后一扇，敲门声把一个年轻女人从办公室里唤了出来，她返身回去，再出来时，手中多了串钥匙。她很意外地看着身挎担架带的我：
“您有什么事吗?”
“你们有没有病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需要运到游泳池去?”
“现在关门了，”她面含歉意地微笑道，“从11月中旬到圣枝主日也叫基督苦难主日，是每年4月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都不开门。”
我愣愣地看着她。她问我有没有注册。
我说没有。
“注册处还开门。您先去医院问讯处，它在楼房的另一侧，36号。那里有人值班。”
我谢过她，她锁上门。我再次穿过桥，向左转，沿着一排又老又旧、刚刚修复的灰色的建筑物走着，找到了医院问询处。没人，值班人员应该也去参加游行了。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担架员培训处：二楼，70室”。我按照医院分布图弄清了方位，转身走进刚才出来的那栋楼的隔壁。门半开着，大厅空无一人，有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双拐和拐杖，上写着“朝圣者捐”。
电梯把我带上二楼，走出电梯，是一个开阔的白色楼道，灯自动亮了。楼道左侧，是一扇双层玻璃门，上写着“欢迎义工”。门关着，敲了半天，无人回应。楼道另一侧，是间很大的、漆成浅蓝色的展览厅。我走进去，沿着橱窗，一个个地浏览。里面陈列了六十八个公认的、颁有主教证书的神迹，它们是从七千例经医学证明的治愈病人中严格挑选出来，其他病例均被教堂否定，因为它们不合标准。在墙角，挂着个玻璃镜框，里面注明具体规则：
一、损伤或器质性的不治之症；
二、有肯定和准确的诊断，具有致命性；
三、瞬间彻底治愈。
我看相片，看入选者的简历，还有被淘汰者的资料。这里的病症包罗万象，有常见病，也有罕见病，有几乎绝迹的病，也有现代病。被显神迹的人的涵盖面也极广：有孩子，有退休老人，有农民、艺术家、公务员、军人、宗教人士、汽车修理工……许多是信徒，有些也不是，还有昏迷患者。大部分都是在游泳池治愈的，也有例外——比如彼尔，他是比利时人。左腿粉碎性骨折，卧床八年。1875年4月7日，他所住的佛来米村庄仿建了一座卢尔德岩洞，他拄着双拐前去，突然之间，他的左腿能动了。他不由得跪了下来。第二天，医生发现，坏疽消失了，伤口愈合，骨头也在瞬间修复。几天之后，他又开始在田间做活。二十三年后去世，生理解剖显示“骨头上有一条旧断痕，断裂时间很久，瞬间接上，左腿骨与右腿骨长度相等”。用铜浇铸的两根胫骨也陈列在橱窗里，边上是它们的主人的那张和善的面孔。
我对神奇“修复”的印象最深刻。通常，骨头或器官会根据需要，先凑和着使用。比如，阿尔卑斯山的猎人米什利，编号63，他的胯骨被癌细胞蚕食了，他的腿与骨盆仅靠皮肉相连。1963年5月24日，他带着石膏浸在游泳池中，感到大腿关节在重新生长。具体过程，分了几个阶段，正如X光片所显示的那样：首先，长出了一节骨头让股骨和骨盆相连，像水暖工临时搭的桥，几周之后，这根骨头才长成与体形吻合的胯骨。在这里，似乎神的旨意也要屈从于教堂对神迹在时间上的苛求：先做一些紧急处理，让病患能正常运作，然后，再花费时间来精雕细琢，使其完美。
有时，功能甚至比器官更早恢复。玛丽，编号37，在一次朝圣中眼睛突然复明，可以读报给她的医生听，而失明的原因——双侧视神经乳头萎缩在两个月后才消失。还有45号的弗朗西斯，1938年，在他四岁时忽然复明。为他做检查的医生说不可能，因为他的视神经损坏过度。“你的领带，这里弄脏了。”孩子对他说。
有人甚至被显过两次神迹。像圣贝阿特丽斯修女，1904年8月31日治好了结核病，第二年，重返此地来感谢主，因她知道感恩，结果近视也治愈了。
“胃口大开。”
我转身，看到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手中拿着洗涤喷雾器。他用一块黄色抹布画着圈地擦洗着橱窗玻璃。
“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他在陈列1860年到1875年神迹的橱窗上喷了三下，又接着说，“一旦康复，他们都胃口大开，可以吃上几个小时的牛排和酸菜，甚至那些仅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几个月都没进食的病人，也一样。就像身上所有的储存，都在一瞬间耗尽了。”
我点头赞同，这正符合欧文的理论：“信息分子”，成千上万个荷尔蒙分子，作为脑垂体的神经传输元，被输送到病区，去修复其细胞结构。但是，如果这就是神迹的运作原理，那么，为什么并非对所有人都起作用?洗玻璃的工人耸了耸肩膀：所有人都可以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但并非人人都可以抵达山顶。
“您是第一次?”他指了指我的担架带问道。
“是啊，但我找不着病人。”
“城里有一家医院，虽然现在并非是朝圣旺季，但是，生病是没有季节的。”
他恭恭敬敬地擦拭着玻璃，退后两步，检查玻璃的透明度，然后，又转身去擦另一个橱窗。
“您知道为何圣贝纳黛特没有同他们在一起?”他指了指这些相片问道，“她是最早被显圣的，圣母向她显灵十八次，但她从不提要求，一生受尽磨难，换来的是死后尸体不朽。但这对她没有什么实际好处，而且，对于死后才显的神迹，教堂也不承认。”
我问他本人有没有被显过神迹，他说他从来没有生过病，但身为卢尔德人，他关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穿过城市，经过我们租的那栋房子，我的同伴们正在里面倒时差。雨停了。在去市中心的途中，我遇到医护人员的游行队伍，他们呼吁提高待遇、要求尊重、增加娱乐。
医院的走廊空旷无人，我穿过每一层走廊，并朝开着的门里张望。我无意选择，只是等待有人会感觉到我的存在，知道我在这儿，我随时为他们准备着。也许，有人会看到我的担架带，要求我帮忙。
“年轻人……”
我转过身，看到一位老先生手扶门框站着，身上的毛衣显得过于肥大，两眼发红，脖子上挂着副眼镜。
“您住在楼下?”
我走向他，冲他微笑，告诉他我从圣地来。他的手臂，挡着，不让我走进房间。我看到病房里有个小姑娘熟睡着，身上连接着十几台仪器。她的头上，戴着顶塑料帽子，脸非常消瘦，丹凤眼，像个中国女孩。一本卡通画册放在蓝色的床单上，旁边还有一只绒毛虎。二十五年前的感觉一下子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看到自己躺在她的位置上。她的爷爷把我带到饮料售货机前，我问他女孩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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