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折腾
作者：戴定南
我离开了大界，再也没有见过秀。我很长时间都被那个雷雨之夜所折磨。“搞”并未像我想象的那样带给我快乐，也并未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相反，我陷于深重的罪孽与自责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自拔。
多年以后。我写过一首诗来纪念我再也没有见过面的三妹，现摘录于此，算是对逝去年华的一些感念吧。
妹呵
炎热的夏天
已经在大路上嗡嗡作响了
妹呵，我们要捉回那条蜥蜴
它清幽的身体
是夏天的一件礼物
我要命令你开花
命令你露出幸福的姿态
我要割回些青草
它绿油油的叶子
是已逝的春天的礼物
我看见果子熟
我看见凉风吹拂的树木
妹的簌簌声
落在溪水旁
妹的簌簌声
在夕阳下疯狂
6 烦，我成了城里人了
唐家山地处城郊，唐家山的人对城里人的生活尤为敏感；他们距县城仅五里地，却不是城里人，因为没有城镇户口。他们对乡下人趾高气扬，又常常对城里人卑躬屈膝。他们没有乡下人的淳朴厚重，也没有城里人的见识与眼界。他们惯于趋炎附势，也习惯了为虎作伥。因此容易产生地痞与刁民。唐家山事多，部分原因便缘于此。地痞与刁民的最大特征是不守规矩，城里的规矩不守，农村的规矩也不守，因此也产生“无赖”与“好汉”。边缘化令任何执政者头疼，郊区人口的管理让人棘手，我几乎就成了一位让人棘手的刁民。
我是城里人，却在乡下出生，在郊区长大。结果便既不同于城里人也不同于农村人。我曾和唐家山的人一样，梦想着可以天天用肉票买肉吃、用布票买的确良穿，结果当然只是妄想。我是右派之子、反动医官的后代；我的罪孽是先天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的血液却散发出淡淡的书香的气息。我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千万个闰土中的一个小闰土。也没有成为若干泼皮牛二中的一个小牛二。就是因为这淡淡的书香气。所以，我一直相信血统。但真正改变我命运的却是毛泽东逝世、邓小平上台这两件大事，广播里说，新时代来了。
好了，你瞧，我十三岁，我的小屌受过唐家山和大界民俗的熏陶，现在居然又探头探脑地进城去了。
我的右派父亲和叔叔们平了反，我的爷爷又成了宁远县城的名医，我的一位姑父也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成了西北一个大军区的副司令员。王家又开始门庭若市，王家六兄妹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又被人热烈地谈论。我成了唐家山和大界最受宠的人，我就要进城去了，伴随我进城去的还有改革开放的春风。
母亲买了小半头猪请村里人吃饭；一位小伙伴满嘴流油地笑道：“嘿嘿，你就要和我们不一样了。”之前，我最遥不可及的理想只是去县农机厂当工人，但我这回进的城却比县城大多了。
零陵，唐代也叫做永州，以出产异蛇、苛政、怀素的书法和柳宗元的散文而知名。父亲平了反，就在零陵的一所大学教书，我便在附近的中学上了学。直至外出念大学，我在零陵度过了烦躁的中学时代，我憋足了劲要出人头地。我的城市生活和人文苦难就此开始，我的人性开始在欲望的搅拌下血肉模糊，我的青春也如野草般疯长起来了。
烦
我在成为城里人之前。在乡下已不同凡响。我是名医王雪疗的孙子。有城市户口，能够在过生日的时候吃上红鸡蛋。我八岁居然就会画毛主席像。虽然出身不好，学校也一直没有批准我加入红小兵，但我写了一篇文章——《大粪究竟是臭的还是香的》，竟被县广播站拿去广播了。全县的小学生，包括部分中学生都在讨论我的观点，最后竟然还掀起了一阵风——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同学们每天早晨都要捡一泡牛屎到学校去。没有牛屎，狗屎也行。没有狗屎就拿了自家猪圈里的猪屎去。每个学校都专门辟出了一块地方来堆屎，堆成一座小山时，便由学校组织，运到生产队的稻田里去肥田。有表现好的同学，不是用铁锨，而是用手捧了牛屎撒到稻田里去。我是这场牛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那篇文章后来竟被省报转载了。所以。我在成为城里人之前，就已经比大多数城里人都出名。这场牛屎运动充分证明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兴风作浪的人。
我一出生就处在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之中，其中～件事，是我后来春风得意时讲给别人听的，我复述于此，算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不同的例证。
我十二岁那年。和母亲住在大界卫生院。卫生院旁边，是一个知青点，有近两百个长沙和上海来的知青。知青点建在一个山坡上。这些知青红红绿绿，欢声笑语，但最耀眼的是他们建了一个篮球场。篮球场也没什么稀奇的，唐家山就有一个。但唐家山有篮球场却没有篮球。平时也只用于晒谷子和开批斗会。大界知青点的篮球场却不仅有篮球还有比赛。到了夏天，太阳一落山，红红绿绿的知青就欢呼雀跃。他们几乎每周都有比赛，哨子一吹，气氛就格外热烈。遇投篮手进球时，更是满场欢叫。
我每次都挤在人群中，对红男绿女们心生羡慕。我梦想着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能运球、传球和投球；也有女孩子为我尖叫，甚至被大家举起来，在半空中抛来抛去。但这不可能，我能挤在这群红男绿女中看比赛，已经因为我是唐医生的儿子。篮球真仿佛天堂的果子，只能梦想，不可触摸。
但有一次，机会来了，篮球正好滚到我的脚边，仿佛果子从天上掉了下来。我扑在地上，死死地抱住篮球。比赛正在紧张阶段，队员们喊“小孩，把球扔过来”，我充耳不闻。“他妈的。干什么呢?快把球扔过来!”我还是充耳不闻。队员们急了，冲了过来。一个壮汉死劲地掰我的手，但我死命抱住篮球，决不撒手，最后，撑不住了，便狠狠地咬了壮汉的手。壮汉“啊”的一声惨叫，手一松，我便将球扔了出去。篮球扔出去，顺着山坡就往下滚，竟然滚下山，掉进了一个狭小的山洞。我的行为引起了公愤，两个壮汉冲过来，给了我两记响亮的耳光，我摔倒在地上。众人跑下山去，但山洞狭小，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篮球掏上来。天黑了，众人垂头丧气，只能将怒火倾泻在我身上。两个壮汉，将我从地上拖起，我拼力反抗，还是被他们拖走了数百米。壮汉将我扔进了一个猪圈，我和十几头猪关在一起，任凭我哭天抢地，也决无一人搭理。直至第二天傍晚，母亲从乡下回来。才砸开猪圈，将我放了出来。我浑身都是猪屎和猪尿，冲了五大桶水，也未能冲干净。
我讲这段往事。是因为那一年一位美国的汉学家要翻译我的几首诗，却对其中一些意象不甚理解。我为了让汉学家对这些意象理解得更准确。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在场的，除了汉学家，还有一位崇拜我的文学女青年。那时，我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有钱的生意人了。我讲完故事，又平静地倒了一杯茶。汉学家和文学女青年却异常激动。汉学家数次站起：“你应该写一部中国式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他挥动双手，愤愤然。文学女青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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