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折腾
作者：戴定南
“你再去找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你爱上她了。”
“这样的事越简单就越容易成功，你说你爱她，她就会对爱情有想象，你调动了她的想象，她就会成为你的人——一个小女孩，哪有那么复杂呢?你搞复杂了，她也跟着复杂，一复杂就完蛋。”
宏用了我的方法，再去找梅。当他拿出那块快要化掉的巧克力，和三十六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时。果然成了功。梅感动得潸然泪下，含着泪吃完了巧克力。便十分幸福地与宏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就成了让人无比羡慕的宏夫人。
爱情如此，其他事情是不是也如此呢?是不是也是“越简单就越容易成功”、“一复杂就完蛋”呢?
宏举一反三，将爱情法则用于其他事情，果然也更容易成功。他因此总结出一个规律——世上任何一个房间都有一扇门。任何一扇门都有一把锁。任何一把锁都有一把开锁的钥匙，有了钥匙门一捅就开了，没有钥匙，再使劲砸门也无济于事——手砸疼了，嗓子喊坏了。门还是不会开。若不甘心，将门砸开。警察便会立即赶来，人便会被抓走，事情便会变复杂，其结果还是进不了门。这个发现让他一生都遵守着这样一个信条——凡事在做之前，要先弄清门在哪里?是一把什么样的锁?该有一把怎样的钥匙?有钥匙就开门。没有钥匙就去找有钥匙的人，否则，就别想着去进那个房间。宏的这个信条我本来很欣赏。但我的性格受不了这信条的规约。我相信人定胜天，主张大开大阖。我更喜欢做没有锁也开门的事。所以，我激情澎湃，宏从容淡定；我被人认为是面恶心善，宏则被人认为是面善心恶。
宏大学毕业时，曾受社团组织委派，到南方某特区去“下海”。但他只在一个汕头人开的贸易公司里工作了两个月，其中倒有一个半月是去新疆收山羊皮。之后。他便爬上“岸”，在一个生产高射炮的兵工厂谋了一份工作，社团组织派宏、兴和强“下海”不过是一种尝试，类似于几年后蛮时兴的“社会实践”。宏“实践”了两个月。便回来说：“条件还不成熟，再看看吧。”
我晚他一年毕业。让人出乎意料地去了新疆。但我毕业时，局势已经开始动荡，“下海”的浪潮已经开始汹涌，光在两年前的预言——“大时代就要来了”也已经十分真切了。
后来。我在北疆一个叫哈尔交的村子里，辗转收到过宏的一封信——
兵工厂在崇山峻岭之间，一个又一个山洞便成了我们极隐蔽的车间。我和梅结了婚。但每月只能回家一次。在这样的工厂里工作。前途显然是渺茫的。
小时候，母亲曾不断教育我。“不要有钱，不要有势。不要做招人忌恨的少数人”，但我这回只能做少数人了。我想起我们在社团活动中的各种讨论，光曾预言“大时代就要来了”，但我的想法很简单，只应了一句老话，叫“穷则思变”……
我知道他再一次下了海。且再也不会回头了。
眉清目秀的宏辞了职，先是倒烟、倒酒，接着又倒钢材、开饭馆、去东北的老林子里贩运木材。他的倒爷生活好几年都像是流窜和逃亡者的生活。但正是这样的“流窜与逃亡”。使他一天比一天地精明干练。
不久，我也与晗结了婚，调到北京工作去了。这七八年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虽然偶有书信和电话，但他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总在变来变去，联系也就时有时无。直至H建省。大搞建设，他去那里办了一个厂，用德国人的技术生产一种防水的外墙涂料，事业才慢慢地有了起色。我们也才恢复正常的联系。
实际上。宏上北京去找我时，已经有不少钱了。
他依然是长身玉立的，但眉宇间已颇有了一些风侵雨蚀之后的劳顿与沧桑。现在。他面前有一个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会从一个材料供应商变成一个开发商。从乙方变成甲方，从经理变成总经理。
此前，宏向建筑商销售涂料。像孙子一样听建筑商使唤，建筑商呢，又像孙子一样听开发商使唤。现在。他再也不想当孙子了。在中国，甲方与乙方的关系，仿佛永远都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血统论”，是铁定了改不了的，所以，他便总想着有一天能当上甲方。他了解到市政府将出售一块地，这可是这座城市最黄金的地段了。但他地位低微，是拿不到这块地的。且他的性子，也不能独立担当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他想到我，他知道我与H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光的关系。如果能说服我下海加盟，他将稳操胜券。他精确估算利害得失，知道开这块地的钥匙在光手里。开光的钥匙在我手里，开我的钥匙却在他宏的手里。他来到北京，很轻易就调动了我郁积在心里的英雄情结。他用“天下”这个词开了我心里的第一扇门，我答应考虑考虑；接着又用“董事长”和“百分之五十一的控股权”开了我心里的第二扇门，再用一套房子和一笔安家费开了我心里的第三扇门。我和宏就这样成了搭档。我们商定。宏先回去注册公司，我呢，则准备辞职，同时开始寻找开光那把锁的钥匙了。
两个月后，我便以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到了H。宏考虑周全，为我准备了一辆奔驰车和一个帅气的司机。我到H的当晚，便与宏一起讨论如何拿下那个项目。宏说，明年“两会”之后。光可能就是市长了。但最近一段时间，人大代表和政协的委员们提了不少意见，说这么大一座城市，连个像样点的博物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都没有。我听了，微微一笑。“H可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哪!”我心里知道，开光那把锁的钥匙我已经找到了。
副市长光曾经是我就读的那所大学的团委书记，他可能还是唯一一个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流人物。他算得上是我的恩师，更重要的是，我还娶了他的大女儿晗，成了他既欣赏又期待、既恼怒又无奈的大女婿。
光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分到西北极苦寒的一座城市工作，十年后调回湖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国留学，回国后被寄予厚望——他是可以成为学术尖子、进而成为学科带头人的。但他做了半年系主任，竟改行做了学校的团委书记，却是人人都费解的。那个时候，专家学者、讲师教授才吃香。政工干部反倒被认为没有本事。光在心里也不太看得起政工干部。但他在国外读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觉得中国即将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做学问是褊狭的、没有分量的。他选择行政路线，认为中国究竟还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非做官不足以成就大事。他组织了当时的第一个“英语角”、第一个诗社、第一个大学生辩论赛，他也是我所在社团的领导人。并最早告诉我：“大时代就要来了!”
当年，社团成员经常在周末去他家聚会。我是聚会中各种讨论的热情参与者，有时还是策划人和始作俑者。讨论问题成了社团成员的通行证。你有问题吗?好。那你就是有志青年了。你带着各种问题走进这个房间。离开时便成了我们的同志。你的问题越犀利、越极端。你就越有可能成为中心人物。光常常会在大家讨论完问题后，煮一壶咖啡，再放一首曲子。以使聚会更高雅、更肃穆。这时，所有的人便会凝神静听。光是从国外回来的新锐学子。有一张令人仰视的博士文凭和一台同样让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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