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折腾

作者:戴定南



丽的、宽怀的,竟让人不忍醒来了。我做了这样的梦。就不会再陷在柏树下的梦魇中去了。可柏树下到底有着怎样的梦魇呢?
  后来。我有机会和学识渊博的二叔讲述我回柏树下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对家族的看法。二叔认为我对柏树下的观点太过偏激。
  “你应该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一个家族的繁荣。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稳定。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动乱。国家尚且不堪,何况一个家族呢?”
  二叔的话包含了一种冷峻的观点。我赞成他的观点。但我对柏树下依旧有一种既哀痛又怜惜、既想逃避又想靠近的心理。其实每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家族都有话可说。我们的历史太悠久,我们有太多悠远而曲折的故事可讲。中国的读书人。对于自己的家族大都存有既叛逆又缅怀的复杂情感。他们要从家族的历史去寻找人生的依据,一些虚荣心也要靠编撰家族的故事来满足。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要面对家族的衰败。我的前妻对自己的家族就有一种近乎洁癖的骄傲。在清朝。她姥爷的爷爷曾官居大学士,著有一部现在还能找到的劝世箴言《老学究语》。她姥爷曾经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和书法家。在杜甫草堂和宝光寺都曾留有墨迹。我自认识她,她就一直在谈论自己的家族。对于家族的没落,她永远都有一种优美的自豪。虽然这自豪是苍白的,经不起推敲的。虽然她家的宅院早已充公,她姥爷留下的字画古玩也早已没了踪影,但她还是带着这种自豪嫁人。又用这种自豪去影响孩子。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传承的,我们明知这历史虚幻,却依然引以为豪。在中国,几乎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我们曾经多么叛逆,我们最终都要回到这历史中去。
  若干年过去了,我曾写过一首诗来纪念柏树下——我曾经想象过的、梦魇一样的柏树下。
  墓地
  那些遗憾的死者
  已来到我炉火微红的书房
  他们模糊的身影
  在雪地上忽高忽低
  他们的一位儿子和几位孙子
  从山谷中走出。那绿色长眠之地
  刮起了一阵冷风——
  缓缓掠过我的院子
  睡眠之神摇着一把破扇子
  褴褛的衣裳在我脑海里飘动
  各种怪念头如泡沫般弥漫
  死者是温和的
  他们一会儿在池塘边踱步
  一会儿穿过了阴暗的阁楼
  长长的头发和夜色混淆
  他们青幽的翅膀在空中飘荡
  雪地上反射着墓地的光芒
  树枝在冷冽的空气中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揣度他们的来历
  和他们从容地交谈活着的意义
  头戴鸡毛的神气的死者
  阴沉而叛逆的死者
  都聚在一支蜡烛下
  像嬉笑的看破红尘的隐士
  轻轻发出落入水面的精致叹息
  
  3 父亲
  
  父亲今年已经是第五次住院了。这一次他因脑梗塞,百分之八十的脑子在刹那间坏死。他两眼空洞地躺在病床上,两个多月来水米未进。我宁愿相信他是睡着了,或只是灵魂暂时出了窍。他本是个爱睡觉及经常灵魂出窍的人。我在千里之外关注着他的病情。父亲的神志已经不清,但生命的意志还很顽强。他拒绝治疗,要回家去,要证明自己还是健康人。
  一年前,我回湖南去看他,他的身体还很健旺。他表演了踢腿、做俯卧撑。我们开玩笑说:“您可以活到一百岁。”他很不以为然,似乎活到一百二十岁也不在话下。
  父亲对自己的身体向来自信。他七十岁时,神志已不及八十岁的老人清楚,身体却比六十岁的中年人健旺。我自十三岁进城,与他一起生活,便见识了他的糊涂。但二叔把这种糊涂当成一种呆气,“不过书读多了”,以褒扬他是有学问的。外面的人却大都认为父亲神经兮兮。我大几岁后,也倾向于父亲有些神经错乱。二叔常为父亲辩护。说:“书读得多的人容易丢三落四,比如陈景润。”我知道二叔的好意。不过想改善我们的父子关系。并暗示我做儿子应有的孝道。包括必要的敬畏心。但父亲不仅丢三落四。而且行事太不合常理。有一年大年三十,他突然失踪了。全家人,包括在外地的叔叔与姑姑,一齐声嘶力竭地找了好几天,都没找着人。大家猜测着各种可能的不测。正准备去报案,他却回来了,灰头土脸,完全像一个乞丐。母亲又悲又喜,又气又恨,问他去了哪里。他竟只淡淡地回答:“去了浏阳一个学生家过年。”过年这件事在湖南非同小可,除了鳏夫。决不在外人家过年。父亲的行为让一家人都没了脸,如此有悖常伦,几乎要找道缝钻到地底下去。后来父亲又有多次类似行为,仍然是不打招呼就走,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又不打招呼回来。母亲无奈,只当他是房客,他也只当这个家是不需要登记和结账的旅店。
  他另一件有名的、也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九七八年高校恢复职称评定,大家都打破脑袋,费尽心机,去争取仅有的几个教授名额。依父亲的资历。既是解放初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是“文革”前的讲师,评教授理所当然。可父亲却拒绝参加评职称,第一年拒绝,第二年、第三年又拒绝,因此,直至退休他也只是一个老讲师。他的观点近于黑色幽默:“右派不要评我当上了,教授要评我可当不上。”
  虽然没有教授职称。大家在背后还是叫他“王教授”。他便十分得意,逢人便说:“不评教授就不是教授了吗?”仿佛只有他才是民选出来的,别人即便评上,也只是小范围认可。母亲接过话说:“工资和住房的标准都不一样哩。”父亲便嘲笑母亲没有见识。
  父亲的行为不端,还表现在衣着上。他经常连续一两周不洗一次澡,头发则永远不梳,扣子仿佛从未扣对过。鞋则更甚,是从不系鞋带的。他拿皮鞋当拖鞋和雨鞋穿,每两个月就要买双新鞋。母亲心疼。脱了鞋就为他擦干净,但毫无用处。往往上午刚擦干净,下午就是一脚烂泥。仿佛他成心拣不好的路来折磨可怜的母亲。湖南多雨,他又从不带雨伞,瓢泼大雨,也雄赳赳冒雨去教室。常常一堂课下来,讲台上便是一摊泥水。鞋则更像是在水里泡过似的。有学生看不过去,为他买了伞,他反倒教育人家,要人家也跟着在大雨中走,以此锻炼身体与精神。
  父亲对于衣着,永远怀有文人的不屑,而且。一定是大若李白一般的文人才会有的不屑。他是恨不能赤裸了身子在雨中行走的。“不屑”是一种气质,我父亲就有这种气质。他不屑衣着、俗世,更不屑权贵。这气质曾令我着迷,但不久便发现其中很有些精神迷乱的成分。母亲常对父亲的不屑表现出自己的不屑。她认为人最重要的是通情达理。她热爱平凡的生活。父亲却落拓不羁。父亲的不通常理。颇近于今天的“扮酷”。竟也得到部分群众的追捧。仿佛这不通常理,便是才情和品格超凡脱俗的象征。母亲一生都与父亲的不通常理相冲突,这冲突却反证了他们是一对真夫妻。我也只在这冲突中才些许感受到了家的存在,这感受让我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孤儿,并勇敢地活到了今天。
  父亲生于一九二四年。他继承了奶奶的朴实与爷爷的洒脱,但他在奶奶的朴实里增了几分呆气。在爷爷的洒脱里添了一些狷狂。他的不通常理造就了他一生的滑稽。父亲小时候寄养在叔爷爷的家里,像受气包一样长大。他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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