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折腾
作者:戴定南
改革开放后。黄陂王家的族亲们却与我联系上了。他们从报上读到有关我的报道,便来函向我索要简历及重修族谱的经费。我注意到僻远地方所谓书香门第对外面世界的可爱幻想及淳朴信念。他们相信一个人既然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就一定会很有本事。由文浪子回头的故事在黄陂再次被人谈起。我作为由文一支的长孙。一不小心就成了他们振兴家族的希望。但是,他们全凭想象,完全不知道我已心力交瘁,我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能力一点也不比他们强。我早已被这个复杂、善变的世界肢解,至今也未能安身立命。我那些唬人的企业及报道给了他们错误的想象。我给他们的回信,报以热烈的问候,却带给了他们更强烈的幻想。他们寄来一份又一份项目计划书,所涉包括养鳗鱼、种草药、养鸵鸟、办茶场、开石英砂矿、办养猪场等等。不久。他们又推荐若干族人来我公司上班。一位老族叔称我为“贤契”,不断地对我说“打虎亲弟兄,上阵父子兵”的道理,但我与那些从未见过面的族亲并无兄弟情谊。我坦言自己早已雄心不再。我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与幻想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承担任何家族的义务与希望。但我的这些话完全没有用处,他们依然热情地向我推荐人才与项目。直至我彻底破产。才终于断了音讯。实际上,对于黄陂,我一直有强烈的探究心。我是湖南宁远梅岗人,而从未将自己看做是江西铜鼓的黄陂入。但我的血脉源自黄陂,我一直想弄清黄陂与王家及我本人在命运上的联系。我爷爷讲满口的铜鼓话,父亲讲湖南普通话,大姑、二叔和四叔讲新疆普通话,二姑讲东北普通话,三叔则讲上海普通话……他们少小离家,与黄陂早已没有联系。他们在千里之外,经历着自己的生活,恋爱、结婚、生子,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成就和不算太小的灾难。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当没当过右派,离没离过婚,如下特性都是他们共有的:一、渴望浪漫的爱情,却只有不幸的婚姻;二、虽壮志未酬,却都勤勤恳恳;三、为人忠厚,却任性、叛逆、多梦、不识常理、不谙世故,是天真的、永不言败的理想主义者;四、是疯癫的自我主义者,但并不是黄陂的王家主义者;五、都曾壮怀激烈,最终又无奈地向俗世屈服;六、与多数群众一样,正一步一步了此残生。我自己的命运也将如此,我已彻底放弃任何同命运抗争的思想与努力。我从哪里来将回到哪里去。王家的这些特性,并不比别人家的离奇,但多梦则是王家较有意味的基因密码。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常将梦与幻想混淆,这混淆让我既混乱又劳累。我分不清已经发生的与将要发生的事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从未泯灭对黄陂的探究之心。我想弄明白,是怎样的绳索拉着我,无论我走了多远,命运却总是在重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流传一时,到处都在谈论马尔克斯和布恩地亚家族。我正在读大四,我已经没着没落地经历了好几年的喧哗与躁动,我的塞满了新名词的思想一片混乱。我也要寻根,于是去了江西的铜鼓。
接待我的是我爷爷的堂妹。那个留过洋的太叔爷的小女儿,却比我爷爷小二十岁,与我父亲同年。我初三便开始与这位叫由箴的姑奶奶通信。我们在信里无话不谈:家族、书、音乐、诗歌、反右倾及文化大革命……我们甚至还谈到男人和女人。箴的经历甚至比我爷爷从浪子到军医,从军医到土匪,从广西的土匪到湖南的土匪……更离奇,更有玄机。这位活泼、乖巧、倔强、高傲的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她父亲曾官至江西省卫生厅厅长),十六岁得了钢琴大赛的银奖。十八岁念了作曲系,二十一岁披着一身素雅的婚纱嫁人。她丈夫曾做过国民党江西省财政厅的处长。江西解放后,这位丈夫就辞了职。靠拉板车谋生。他拒绝任何人的劝告,没过几年竟离开南昌,到了一个山里去做护林员;从此,他再也没有下过山。
箴二十一岁出嫁,二十二岁生女儿,二十三岁生儿子,二十五岁又生女儿——这回悲惨得很,是一对双胞胎。二十六岁丈夫离家出走。我没法想象她是怎样一边守着活寡,一边还要抚养四个幼小的孩子。偏偏在三十岁那年,她还将自己直截了当地弄成了右派。天下的右派大多只是没了公职,去农村锻炼而已,她却变本加厉,将自己弄进了监狱。她服了十年刑,亲戚朋友都与她划清了界线,四个孩子也都送了人。她在监狱里白了发,出狱一年却又满头青丝。这位小巧玲珑的老人精力充沛。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勇往直前的乐观天性:五十岁时还有着孩子般的笑容。保持着女学生灵性飞扬的仪态。谁也看不出她曾经历过如此深重的磨难。她坐监狱就像上学堂,很认真也很虔诚地学习和改造。她喜欢谈论爱情,每次给我写信都要用超过一页纸的篇幅来谈她对爱情的见解。我十五岁与她通信,相当一段时间不懂装懂。她从不揭穿我,把我当做一个懂的人,彻底忽略我的年纪,继续谈论她的爱情观。“那个时候,我总是穿白衬衣、红裙子……”她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就像老乞丐回忆第一次吃鸡时的吮指回味。我们通了近五年的信,她吮指回味了五年。我对她熟得不能再熟,称她为亲爱的箴,时而用英文格式时而又用古文格式给她写信。我们完全不像隔代人。她收到我的信,知道我要回铜鼓,高兴得一大早就到门口去等。我下了火车,走了两小时夜路。于凌晨四点到了她家——准确地讲是她寄居在南昌的女儿的家。我看见她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整条街只有她门前的灯昏暗地亮着。一个披着披肩的小个子女人,果然像大三的学生一样向我飞奔过来。
箴接待我的方式也异于常入,她没有让我坐下,而是直接将我拉进被窝。南昌的冬天又潮又冷,被窝是事先暖好的,所以我一钻进去就幸福无比。她坐在床沿上,出神地打量我。
“你可真丑。王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丑的孙子?”她拿发黄的相册给我看,告诉我谁是她父亲,谁是我爷爷。我看见相片上站着两个大约不到三岁的孩子。
“这个是你父亲。这个是我。”
“你父亲比我小两个月,可我是他姑;你父亲叫我姑,你却叫我亲爱的箴。”
我想辩护:“是你要我这么叫的。”但话没说出口。
她轻佻地、忙不迭地说话,又拿出为我拟好的访亲计划。
“我们先回老屋去。黄陂王家的老屋叫柏树下,因为四周种满了柏树。”
我知道柏树下,我对这个名字有一种俊雅、飘逸、怀古思幽的感受。我几乎是因为这个名字才喜欢王家的,我相信我那能取这么一个好名字的先人一定学识渊博,品味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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