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折腾
作者：戴定南
H的房地产项目做完之后。我和宏又指挥了一个又一个战役。且每战必胜，简直就成了常胜将军了。我们也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我负责公司战略、项目投资以及公司重组、并购与上市安排，宏则负责公司运营，包括人事、行政、财务及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换句话说，即我负责“做大”，宏负责“做实”；我负责金融操控。宏负责项目运作……我们决定将总部迁至上海，在北京则组建了一个产业与项目规划委员会和一个金融研究中心。我们需要网聚一大批精英，顺势而为，共襄其成。我们也将锣鼓喧天，好戏连合——老天已让我们纵横天下，我们再不快马加鞭，便是有违天意。
我长期以来都偏好并研究成吉思汗的攻城战略。现在便让核心成员深入学习他的策略与雄心。我将速度置于首位，凡影响速度的则一概摒除。我自己更是一天到晚从一座城市飞到另一座城市，所到之处皆阵容强大，气势非凡。我享受着一个又一个兵临城下、大破城门、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果，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和审美愉悦足以洗涤我在其他地方所积累的心理阴霾。感谢生意，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感谢成吉思汗，我们参股和控股的企业，员工总数已超过二十万。我迷恋于设计各种商业模型、与人谈判如同给人讲课、扭转乾坤却只在谈笑间。当大多数中国商人仍在极力讨好政府官员时，我却处心积虑，对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启蒙教育。我设立若干部门，左边的进行产业研究和模型设计。右边的进行投资与并购，中间的则进行金融操控。我们参股信托、证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让一些公司借壳上市并进行投资与并购。再让另一些影子公司去炒作这些公司的股票。我因此也被誉为“股市第一庄”，相当一段时期都影响着深沪两地的股票市场。我的雄心不可抑制，我大谈理论，思想先行，暗中却不断融资，也不断收购具有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我性格中的另一面——外向的、强悍的、侵略性的一面。在不断的投资与并购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的才情与想象力。反过来又强化了我的侵略性与扩张性。我把疆域的大小当做一个男人和一个企业的价值尺度。我的部属了解我的雄心，人人皆成为跃马挥鞭的悍将。没过几年。我们便已经在若干领域拥有了若干具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我们制造着中国民营企业的航空母舰。我的胆囊正在加厚，一些地方已经有了炎症，但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
我和宏就这样越走越远了。但宏越走越远。就越远越警觉；我越走越远，却越远越高亢。俩人的心态已日益不同。宏的天性是审慎的、客观的、均衡且遵守规则的，我却胆大妄为，是主观的、打破常规的、甚至还是破坏性的。宏对我设计的战略规划与发展方向从未提出过异议，他的兴趣、热情和长处都在具体的项目运作上。依照我们的分工。我在高空中飞翔、用未来引领现实。他则在大地上行走、让现实紧贴未来。但是，当“未来”与“现实”分隔得太远时，我们便交会不到一起去。若依前面提到过的“钥匙”理论，宏始终认为：“有钥匙就开门，没有钥匙就去找有钥匙的人，否则就别想着进这个门。”我却始终认为：“有钥匙要开门。没有钥匙也要开门。门是什么?门就是无边无际的天空。否则便只是门框。”
“物理意义的门是不存在的。门只在我们心里。由我们的魄力、思路和想象力构成。作茧自缚者，到处都是墙，没有门；心胸远大者，门就是天空、自由与出路。”
我对宏的“审慎”与“均衡”一天比一天不满，我承认宏是一个客观的人，但客观得过了头，便会举步维艰，路也会越走越窄。宏呢。则认为我已经在背离常识。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过瘾”了。阻止我，让我放慢脚步，便成了他冥思苦想的一件大事。有一次他甚至说：
“李敖曾说蒋介石是手淫台湾，意淫大陆；依我看王家瑜则是手淫产业整合。意淫重组并购。”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喜欢他的比喻，也喜欢他的批评，但我踌躇满志，我就是要“手淫产业整合，意淫重组并购”。
可不，你瞧，我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种高空飞翔的气场，宏却想稳行于大地，想慢一些，再慢一些。他知道有些机会是机会，有些却是陷阱，甚至于还是可怕的潘多拉盒子。但是。他也知道，仅他一人是阻止不了我的。自从认识我，他便是我的追随者，且他的股份也已经比我少了很多，而大多数团队成员又都拥有与我同样的激情与梦想。大家都在心里高呼大时代的到来。宏同时知道。我在公司的权威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也不允许我的威信受到哪怕一点点的损害。他甚至不能与我产生任何形式的歧见，更不能让我们的友谊与合作产生任何一点裂缝。
我的加速度显然已经让他不堪负重，他眼看着我向一段悬崖狂奔。却无力拉住我发了狂的缰绳。他终于在一个新项目的投资上与我争执起来。此后的两三年。他便只能在我的反方向上勉力支撑。我壮怀激烈，不断地让公司裂开一道又一道口子，他便小心而惊悸地拾遗补漏。他实在太累了，撑不住了，后来便休了病假，不久竟死于一场飞来横祸。我在他的灵前痴痴呆呆，我知道这世上唯一一个能够反对我的人走了，我和我们的公司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很快便听见了大厦的坍塌声。
光曾说，成就一个企业需要若干因素，让一个企业垮掉则只需要一个因素。我那在乡下接了一辈子生的朴素的母亲也曾说。生一个孩子需要很多准备，死一个孩子却毫无准备。
我就是一个对“垮掉”和“死”毫无准备的人。
宏曾说我骨子里有一种一了百了的类自杀倾向。与我性格中内省、忧伤、自我折磨的那一面不同，我外向的、坚忍的、英雄主义的一面却异常顽强，即便身临绝境，也会在悬崖峭壁上仰天长笑。我在汩汩流淌的鲜血中感受到生命的华美，也在悬崖峭壁上感受到生命的壮烈，这正如我在内省的忧伤中感受到生命的诗意与无奈一样。
让宏与我发生激烈争执的那个项目，便是新东方卫视。
这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画家和一个北京的记者凭空捏造的商业故事。却与我的心思相吻合。
从美国回来的画家和北京的记者有一天在一家小面馆吃牛肉拉面，画家说，香港和澳门要回归了，得干点什么吧?记者便说，在澳门办一家电视台如何?画家用他白净的娃娃脸，很吃惊地盯着记者的坏笑，过了好几分钟，便说：好啊。俩人便向小面馆的服务员要了两张白纸，皱巴巴地写了两页商业计划。
北京记者的一位女友，也是一位记者，给美国回来的画家和北京的记者讲了我的故事，我便成了画家和记者的目标。画家和记者之所以将我当做目标，有四个理由。其一，这人有太强的英雄情结。在一个和平的商业时代。一个曾经有过太多抱负的人，没有不想拥有自己的电视台的，就如同战争年代的将军，全都想拥有自己的宫殿一样。电视台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庸俗而血腥的商业活动中所期盼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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