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一切都好吗？”他们会问。
“是的，你们一切都好吗？”我回答道。
“一切都好。和往常一样。”“和往常一样”意味着我侄子还在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侄子泰勒小时候就被收养在家里。杰伊和他当时的女朋友抛弃了泰勒。挣扎于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杰伊和达娜——一个17岁的高中辍学生，无力抚养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吸毒，但有传闻说达娜怀孕时喜欢闻油漆的味道。
自从我蹑手蹑脚走进医院病房，看见泰勒来到人世间的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直想做他的守护天使。我甚至想过把泰勒偷偷带到加拿大，当自己的孩子抚养。可是，如今这个孩子已变成脾气暴躁的少年，而我当初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后来泰勒开始吸毒，情况没有什么转机。由于我和父母对如何对待泰勒有分歧，我便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电脑的嗡嗡声。格朗热先生在开一个重要会议，他让我不要打扰他。于是我表面上客客气气，私下里却通过因特网与外界联系。
突然，我灵机一动，键入“收养查询”。如今,已没有任何退路。
于是，无数个网站出现。我对这些网站进行挑选，找到了纽约州收养信息注册处，这家机构的声誉似乎是最好的。在有些州或其他国家，收养档案对被收养人开放。但在纽约州，收养档案是封存的，只有向法院申请方可启封。如果收养各方都注册的话，收养注册处会让亲生父母、孩子和兄弟姐妹接触。
也许我的亲生父母只是在等我去注册。不久，我就可以与这些令人生畏的神秘人物团聚，他们使我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也许寻找多年之后，他们还是不能找到我。另一方面，我只是个临时雇员，当然还没有达到艺术成功的巅峰，哪怕它是微不足道的。想到会使这些想象中的亲人失望，我很沮丧。也许他们会再次抛弃我。也许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多年前做出的决定，压根就不会烦恼。我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小小波折而已。我寻找亲生父母可能出现的情形及其影响在我脑海中无限增加，数不胜数。
我填了一张表格，要求提供关于我亲生父母的公开及非公开资料，并寄往设在奥尔巴尼的注册处。
保拉：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还记得坐在外婆排屋前的砖砌台阶上。外婆的房子坐落在布鲁克林的东弗拉特布什街区。我像印度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两腿苍白，瘦骨嶙峋。我不停敲击着黑色的手动打字机，在上面练习“弹钢琴”。我尽量坐得笔直，显得成熟。我一次按下许多键，打字机辐条便卡在一起，我担心把打字机弄坏了。
小时候我就对打字机着迷，我认为这很早就表明我最终的职业是作家。也许，在那个和煦的夏日下午，打字机是我在外婆房子里所能找到的与玩具最近似的东西。当然，我经常回想起这段往事，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与外婆有关的往事之一。两年后，外婆就过世了。
她是我有幸遇到的唯一的祖辈亲人，其他祖辈亲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在长大成人之前，我缠着爸爸妈妈回答关于这些如烟往事的问题。我常常嫉妒那些有外公外婆的朋友，外公外婆给予他们关爱，更不要说给他们礼物了。
如今，我明白自己之所以非常依恋外公外婆，是因为他们同与我无关的过去有联系。我所拥有的关于他们曾活在世上的唯一证据是爸爸妈妈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存放于阁楼上发霉的旧剪贴簿里。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照片，我猜想外公外婆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彩色照片。和其他孩子不同，我不能仔细端详粗糙的旧照片，找到和自己长相相似的人。
这些年老的陌生人怎么和我有关系呢？仅仅是因为我把养父母看成自己的“真正父母”，他们的父母就自动成为我的祖父和祖母吗？
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血浓于水”，我始终认为家是创造的，而不是生来就有的。妈妈从“亲爱的阿比”专栏剪下一首诗，贴在我婴儿书的内封面里。这首诗写道：“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生长在我的内心深处，而不是在我的心脏下。”
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我很快就要过6岁生日。我依偎在外婆旁边，坐在疗养院里她那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外婆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年。按照现在的标准，外婆71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不过在当时，她似乎算得上是长寿老人了。她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小手，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过了很久。虽然我们没有说话，但她用眼神向我告别。
我母亲没有亲生子女，姨妈也从未结婚，没有孩子，外婆的血脉在母亲和姨妈这一辈人过世之后便不复存在。而且，我相信外婆从来不会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是她的嫡亲后代。
如今，我又回到了布鲁克林，这离我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不远，我外公在那里开了家犹太肉食店。不过，除外婆之外,母亲的其他家人要么很早就已经去世,要么移居到南方。我告诉妈妈我们计划搬到斜坡公园，她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迁到了布鲁克林？”对她而言，郊区才是“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她想方设法离开的地方安家？
埃利塞：我曾写信给收养注册处。6个月后，我收到了关于生母的唯一资料，这份资料是我期盼已久的。注册处来信告诉我，他们已同曾经安排我让别人收养的一家收养机构——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联系，要求他们将非公开资料寄给我。算是一种安慰吧，他们随函寄来一张表格，列出我母亲的各种特点，其中只有我母亲的国籍（美国）和年龄（28岁）是现在填的。
我马上算了算年龄：亲生母亲现在可能65岁左右，而非50出头。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怀孕的少女，遗弃我的时候生活在纽约黑社会的边缘。我可以稳妥地排除许多可能是我亲生母亲的人选：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维克。传说1967年她在电影公司时与传奇歌手鲍勃·迪伦逢场作戏……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亲生母亲那时已28岁，完全可以抚养孩子，因此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她不会将我遗弃。
我在布拉格学习电影3年之后，便回到了美国。28岁时，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阵痛。以前，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电影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虚幻的电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话般的城市里，我渴望将彩色灯光变成图像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我被选送到著名的FAMU电影学院深造，参加一个国际课程班的学习。我打点行装，深知自己已无回头路。
我拍摄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这部短片受到了好评，1996年被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电影节接受。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就像一位刚分娩的母亲那样骄傲、知足。然而，这一知足却不完美。
我虽然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内心里却非常渴望拥有伴侣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从未怀孕，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个任性的、被人遗弃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那位同性恋挚友约翰会帮我抚养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显然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不管她替我找养父母有多崇高的动机，但她最终还是将我遗弃了。这封信说明她如今并没有在寻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即生母的身高、体重和眼睛的颜色等特征将永远是个谜。
我曾要求收养机构提供有关资料。过了6个月之后，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时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挂号信，十分惊讶。他们是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这一时刻的酸甜苦辣，一边倒饮料，点燃香烟，一边盯着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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