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纽伯博士告诉我，如果当时他认为她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他就不可能不参与其中。
埃利塞：“那你是否知道路易斯·威斯公司的方案是要把双胞胎分开的？当时肯定再也找不到第二家机构支持这种做法了。”我说道。
“人们可以分开收养兄弟姐妹，”纽伯博士说道，“换成是双胞胎，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双胞胎不一样，他们之间有种特殊的联系。”我说道，“我不敢肯定有没有碰到我的兄弟姐妹，如果是我的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我就更不能确定了。但如果是同卵双胞胎，我们就不能否认这种特殊联系的重要性。”
接着，纽伯博士回忆起他当时找到了一家天主教的收养机构，问他们是否愿意把双胞胎分隔两地抚养。修女当场就拒绝了，说道：“上帝赐予我们时是成双成对的，我们没有理由把他们分开。”纽伯博士就反问她，那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联系比起双胞胎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神圣了？
保拉和我不大认同这一比较。收养机构并不是故意将母亲和孩子分开的，而是由于情势所迫。不管如何，正如纽伯博士所说的，他似乎承认了他曾经主动地挑选双胞胎进行研究，而不是被动地研究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
“既然我们没有对你们进行研究，那你们为何在乎我们做了些什么？”纽伯博士问道。
“因为你拿我的一生开玩笑，而且采用各种方法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说道。
“知道自己第一次微笑是在5个月大或6个月大的时候，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纽伯博士问道。
“这会让我知道自己那时是不是得到了精心照顾，是不是有人好好地爱我。”我轻声地说道。纽伯博士沉默无语。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都有家族精神病史，”我说道，“保拉和我都得过抑郁症。你当时在研究精神疾病的遗传性。”我自信地说道，仿佛是在陈述，而不是在提问。
纽伯博士告诉我他不想再讨论这项双胞胎研究，这时我注意到他在假笑。我似乎触动了他的神经。
纽伯博士与我们换了座位，开始向我们提问。我们多大年纪时抑郁症发作。我们可能同时得抑郁症，他似乎对此很兴奋。
“要找到父母遗弃，被人收养，亲生父亲或母亲患有精神病的犹太双胞胎，并非易事。”我说道，想让他回答。
“的确如此。”纽伯博士答道。太棒了！纽伯博士委婉地承认了我们的预感是对的。尽管这项双胞胎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论证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但是心理学家也对精神疾病的遗传性感兴趣。
我问他：“观察儿童被分开后各自的反应，也是这项研究的目的吗？”
“是的。”他解释说，他们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就是观察儿童在分开后被安置在新环境时的反应。我想，如果我能让他研究的那些抽象的双胞胎对象都站到他的面前来，或许他会意识到他所造成的伤害吧。
“我得抑郁症，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历了几次与亲人分离的变故？我先是失去了亲生母亲，然后失去双胞胎姐姐，最后还失去了寄养母亲。”我问道。
纽伯博士说这也是他和儿童发展中心的同事们正努力回答的问题：一个生命最初阶段的遭遇到底会对往后的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呢？
纽伯博士可能是想对我们作进一步解释，于是又提到有名的儿童心理分析专家梅兰妮·克雷恩。梅兰妮·克雷恩的研究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论为依据。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源自于他对成人进行的研究，而克雷恩则试图通过分析儿童玩耍的过程得到结论，以便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医学治疗。
我想知道纽伯博士现在在哪所学校工作，所以假装不经意地问他都在哪些学校做过研究。他回答说，先在维也纳工作，后来去了瑞士，在那里跟着有名的心理分析专家、提出“精神分裂症”概念的尤根·布洛伊勒。事实上，布洛伊勒跟弗洛伊德和杨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也只是介绍过“精神分裂”这一概念。他将“Schizo”(分裂)和“Phrene”(大脑)这些希腊词结合成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是指以前称为过早性痴呆的精神疾病，不像以前那样具有贬义。大多数人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于大脑受到不可逆转的损伤所引起的，然而，布洛伊勒并不这样认为。
在谈起精神分裂症这一话题后，纽伯博士说的话变得就像密码一样难懂。我想，这是否意味着这个计划是为了证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呢？
有一点很让人吃惊。虽然纽伯博士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处的负责人，但是他和弗洛伊德不一样。他并不认为儿童时期的心理创伤会对日后发展有很大影响。
“这个研究从未公布于众。你对此感到满意吗？”保拉问道。
纽伯满怀期待地说，他很希望这个研究能够公开。
“那你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真相，并且消除人们的错误观念呢？”
自从1980年三胞胎研究的事情被公开后，媒体就一直在试图挖掘有关他的消息。因此，纽伯博士对于这项研究公布后可能在公众中产生的负面反应非常小心。
他看起来很希望我们能够留下来多聊聊。但是，我们不想再谈其他情况，而他显然也不会披露更多的信息了。我们于是告辞。把我们送到门口的时候，纽伯停了下来，仔细地将我和保拉打量了一番，好像是第一次见面似的。他说我们的骨架很相似，但是保拉的肤色比我的要浅一些。他默默地看着我们，又让我转向保拉。那一刻，我以为他会拥抱我们。但是，他只是帮我们穿上外套，说他很抱歉没有请我们吃维也纳蛋糕。“要不然下次吧。”我说道，这时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
坐在开往布鲁克林的列车的6号车厢，我和保拉仔细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虽然我们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证实了我们对目前这项研究的目的的推测。这整项研究之所以令人恼火，并不是因为研究人员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这些研究人员竟然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我们小时候的情况！而且，他们竟然傲慢专横地向别人隐瞒这些情况。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这个秘密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事实上纽伯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但是我们却觉得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这好比我们刚刚赢得了一场胜利——仿佛我们把自己生活中曾经受到别人摆布并永远封锁起来的部分收了回来。保拉和我认为，如果再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找到结论。
第十九章
埃利塞：我和保拉自相认起，就一直关注着卷入研究的其他双胞胎的命运。除了萨拉、吉尔和那对之前提到的三胞胎，还有3对下落不明的双胞胎，他们甚至从来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或兄弟。
最近我和保拉才了解到这3对双胞胎中的一对——道格和豪伊的情况。1999年，即他们重逢的那一年，他们36岁。在马萨诸塞州我打电话给道格，向他讲述了我的身世和他相似。之后，他真诚地向我诉说了他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双胞胎兄弟的。巧合的是，1997年他和双胞胎兄弟大约在同一时间与路易斯·威斯公司联系，要求提供非公开资料。不过，道格做事拖沓，没有将签好名的申请表寄给路易斯·威斯公司，而豪伊却及时递交了表格。凯瑟琳·博拉斯在第一时间通知豪伊，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在苦苦等待道格再次联系路易斯·威斯公司两年之后，豪伊渴望与自己的孪生兄弟重逢。他恳求凯瑟琳同意让自己亲自去寻找道格。就在凯瑟琳告诉他这个消息时，道格正开着卡车来路易斯·威斯公司的路上。“那一刻，我兴奋极了。”
在电话里，这对孪生兄弟发现了彼此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俩几乎拥有着相同的大学经历。听豪伊说着他的经历，我不住地点头说：‘我知道。’” 结果他们两人是在同一年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在同一年结婚，在同一个时间当上了爸爸。他们在纽约长大，收养他们的家庭有着差不多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他们都有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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