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我不能在别人找到我这件事上进行任何干预，对此我仍然感到愤怒。首先，我从来没有要求和你分离，也从未要求被找到。”我直率地说。
“所以你希望我没有找到你？”埃利塞问道。她的脖子和脸颊由于愤怒而变红，跟我生气时一样。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不是的，但是有时候我会希望我的生活能够照旧。说实话，我只希望这些事都不要发生。”
“但是已经发生了，”埃利塞平静地说，“我们没法改变它。”
埃利塞：“和律师交谈的时候，我们的论点必须十分清楚，”在我们见面的前一晚我提醒保拉，“我们请求能够启封路易斯·威斯公司保存的关于我们的收养档案。也许他有办法进入耶鲁的档案保管处。”
“我对这一切都不太肯定。”保拉犹豫地说。
“我们从这家公司获得的说法不一致。要想清楚地了解整件事，唯一的方法就是翻开那些记录。”我十分自信地推断，希望能够改变她的观点。
保拉仍然生凯瑟琳·博拉斯的气，就因为她脱口说出她有一个孪生妹妹的消息。6个月后，我希望我们能取得进展。她的抱怨不仅削弱了我们论点的合法性，而且同路易斯·威斯公司将我们分开收养的错误相比，也显得苍白无力。
听起来她好像希望我从未找到她。
“尽管我认为把我们分开是错的，我仍然不能说我希望我们被一起抚养。”保拉表情严肃地说。
这难道仅仅是语义学上的一个问题吗？
“因为我希望我们过去的35年一起度过，并不意味着我想把我过去的生活痕迹擦掉。”我告诉她。保拉呆呆地盯着我看。
要我在两种生活中做出选择：一是现在的生活；二是假设的生活，即如果我们被一起收养，我可能过的那种生活，这很不公平。
保拉：当电梯在律师办公的楼层停下来的时候，埃利塞和我也停了下来，做好最后的准备。我们彼此看了对方一眼。
“记住，我们不能看上去显得很高兴。”我开玩笑地说。
我们同时假装皱起眉头，噘起嘴巴。
“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自己表现得像是被损害的商品，或者受害者一样。”埃利塞提醒道。
“我们只去想如果赢得了赔偿，我们可以用这些钱来疗伤！”我试着让她发笑。
“也可以为我们野营提供资金。想一想我们失去了多少全家旅行的机会！”
我们突然都咧开嘴笑。昨晚埃利塞和我是相互反对的原告，现在我们完全达成了一致。
大卫·兰斯纳鼻子突出，带着慈祥的笑容，让我想起了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在他靠近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兰斯纳认真地倾听着埃利塞和我轮流讲述我们婴儿时期被分开的故事，以及我们最近的团聚。
“对你们所做的事很明显是有悖伦理和道德的。”兰斯纳说道，好像是在做出判决一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可以起诉。兰斯纳告诉我们，即使路易斯·威斯公司做了违法的事，由于纽约州法律上的局限性，这个案子会非常棘手。
“但是我们直到最近才知道我们以前被分开了。”我提醒他说。
“这是法律的阴暗面，”他说，“失去一个姐妹造成了什么伤害吗？”
“没有办法计算他们欠我们多少。”埃利塞平静地说。
“你们必须证明你们所受的伤害，可问题是你们俩过得都很不错。辩护律师会说，‘保拉，你上了威斯利学院，然后你去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读研究生，接着你在《综艺》杂志社上班。你结了婚，爱你的女儿，也爱你的父母，你有一个不错的生活。’”
我突然笑了出来。他说得没错。在历经磨难、寂寞和郁闷之后，我最终是快乐的。
“还有你埃利塞，”律师接着说，“你上了一所好的大学，你爱你的家人。你住在巴黎，并且在世界各地旅行，参加电影节。”
按照他说起这些情况的方式，人们也会觉得埃利塞的生活也是很轻松的。
埃利塞：保拉和我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并不表示他们将我们分开没有错。
兰斯纳先生的逻辑让我想起一个医药公司所作的辩解。当时，因为他们对我过敏反应的疏忽，我父母起诉了他们。在我17岁成为大学新生的时候，我身体上烧伤的痕迹逐渐消失，但是情感上的痛苦还存在。我的一些样子可怕的照片被拿给陪审团看，这些照片是在我过敏反应最严重的时候在烧伤研究所拍的，我不敢看这些画面。不过，很明显，我镇定自若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判决是：“继续过你的生活。”
我们现在没有可怕的照片拿出来给人看，我们只能让别人看我们现在这种荒唐的处境。另外，谁能够证明我们两个都经历的郁闷是不是来源于我们的分离呢？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在一起成长的话，我们中的一个就不会受磺胺过敏的苦。
“我只是对此提出异议，”兰斯纳先生说，“你们提到你们两个曾经都经历过忧郁。你们谁曾经进过精神病收容所吗？”
“没有，但我服用百忧解超过10年。”保拉说。
“我十几岁时曾经试图自杀。”我补充说。
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并没有给兰斯纳留下印象。他告诉我们这个案子光花在法律事务和专家费用上就分别是15万美元和1万至1.5万美元，而且还不能保证我们会赢。我们不打算起诉路易斯·威斯公司，但是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进入耶鲁档案保管处，拿到我们在路易斯·威斯公司的档案。
我们离开兰斯纳的办公室时，觉得有收获，我们令人信服地介绍了我们的案子。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站在法庭上，但是当时在一个律师面前诉说苦衷已经足以让我们心满意足。
“我们合作得很好。”保拉对我说。我热情地对她报以微笑。
10月9日到了。每年到我生日那天，我都想知道我的亲生母亲会不会想起我。我想象着，她在脑海里遐想我长大的样子，然后扪心自问，她当初抛弃我是不是最佳选择。也许她会私下举行一个小仪式来纪念这一天，但不告诉任何人。
我们第一次见面6个月之后，第一次在一起庆祝我们的生日。我意识到，这些年来保拉可能也会有些同样的想法。
可口特餐厅是斜坡公园的一家氛围轻松的法式餐厅。我和保拉、艾弗以及杰茜来到这里吃生日早午餐。秋天的天气很温和，我们在露天桌子旁入座。保拉给我一张她父母送的生日贺卡，还有一本红色的皮制钱包大小的相册。封面照是我们在巴黎伊斯特利亚饭店门前拍的，从中可以看得出我们在一起时的快乐，而不是当时的紧张气氛。相册的前几页放的是保拉家人的照片，其中有杰茜头上戴着粉红色的帽子坐在沙箱上的照片。这是在杰茜还是婴儿时，他们去夏威夷拍的。保拉把相册的最后几页空了下来，等我们在一起的经历多了，以便增加更多的照片。她给我的礼物是未来。
保拉的母亲用电脑做了张卡片给我。在卡片的前面，两个长相酷似的红褐色头发女孩子在水下做手倒立。我必须把卡片倒过来才能看到玛里琳写了些什么。“你和保拉小时候也一定是这样聪明可爱。我们大概必须倒过来才能跟得上你们两个。”和我一样，保拉的父母也能想象出我们共有的过去。
保拉：埃利塞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要炫耀她在布拉格学习时导演的一部短片《我偷走了幸福》。为了创造逼真的剧院效果，我把起居室的灯光调暗，然后艾弗、埃利塞和我就窝在皮沙发上。
我们安静地看着短片，片中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商店偷东西，想要获得她在广告上所看到的那种快乐。我回想起我曾经编写、导演过的一部实验电影短片，那还是我从威斯利学院毕业的那年夏天拍的。《朱莉娅的画像》是我在电影制作班制作的最后一个项目。片子讲述的是一个过分执著的年轻女性在艺术中寻求净化。
这难道是个巧合吗？我们的电影都是围绕着年轻女性，她们都不健康地沉迷于某个东西，都想从别处寻找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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