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却验证了我内心深处的揣测。一时间，往昔和现在仿佛交融在一起，意味隽永。我内心充满着喜悦。
我紧张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电话，打给一位知心朋友，想与他见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诉朋友这一消息。我想让让克劳德看看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时酒吧里，我和55岁的文学爱好者让克劳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喝干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样对我的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语，之后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里同样轻松自在。他穿着十分讲究，常常将一品脱浓郁的比利时甜酒一饮而尽。我把这封信的一些细节讲给他听，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对于我而言，孪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寻找答案。譬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看着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我总是喜欢端详着镜子或商店橱窗中自己的原因？一想到她和我过着一样的生活，和我一样住在巴黎，提高着法语水平，让克劳德和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有多少次是擦肩而过？这时，我想起一部最受欢迎的电影，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到波兰去，路上巧遇和她长相酷似的人。
“我们为什么分开？”我委婉地问道。
冬日的下午，光线非常明亮，让克劳德脸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他望着我，仿佛这是个解不开的谜，一个他冥思苦想的哲学难题。
“这就像阿道夫·德埃内里导演的19世纪系列剧《两个孤儿》，”他常常提到一些玄乎的东西，大声说道，“他们想揭开自己出身的秘密。”
我们接着喝第二瓶啤酒。我把烟灰缸挪走，把信摊在桌子上，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看信。
“信上说我的，呃，我们的生母——说‘我们的’真别扭！——非常聪明，智商高，在一所名牌中学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我一边同让克劳德一起仔细阅读这封信，一边朗读起来。
“她非常聪明！” 让克劳德兴奋地说道，“这倒是在预料之中！”
“她获得了奖学金，考上了大学，但因为情感问题中途辍学，”我接着朗读，“她曾因情感问题住院治疗。”
“情感问题？” 让克劳德问道，“是不是类似于抑郁症之类的问题？”
“间接资料表明你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混合型的，但后来通过药物治疗得以治愈。”
我望着让克劳德，希望能得到他的安慰。他对我无声的发问做出回应，握着我的手，说道：“你没事的。”
这封信指出我生母的精神分裂症已治愈，但我知道我哥哥一直在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这类疾病的灵丹妙药——1968年当然也没有。我不愿接受对她病情所作的诊断。如今，混合型的精神分裂症或许可以准确地诊断为躁郁症。
不过，哪怕她是疯子天才，我也愿意找到她。
我对精神病的遗传因素很好奇，想知道这些因素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有何影响。大学三年级时，我曾患有精神抑郁症，身体衰弱，因而常常卧病在床，而且考虑过退学。我的孪生姐姐是否也得过类似疾病？倘若她真的疯了，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行为举止却发狂的人，我能受得了吗？看到一个陌生人体貌特征和我一样，却神志不清，我担心不能正视自己曾经差一点未能脱身的生活。
让克劳德和我再三思忖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姐姐死了，我怎么办？14岁时我服用过硫磺抗生素，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死去。要是她对这种药也产生类似的反应却没有活下来，那会怎么样？如果看着她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不过她没有那种化学烧伤造成的伤疤，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一伤疤不太显眼，但对我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倘若我为情所困最终找到孪生姐姐，她却是娇生惯养的公主般的美国犹太人，不愿和我相认，并对我多年的流浪生活嗤之以鼻，我该怎么办？
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情况莫过于她不再孤独，过着安定的生活，身旁有心心相印的伴侣和孩子。看到她家庭幸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后悔选择了一种自由自在却很寂寞的生活。我们思考着这些情形，有时内心不安，陷入沉默。不过，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清楚寻找孪生姐姐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但想到我一直感受的孤独如今并不存在，而只是名义上的，我的内心就平静了很多。
“这才刚刚开始。”让克劳德说道。这的的确确是新生活的开始。不过，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有个孪生姐姐。
在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我看到双胞胎在母亲子宫内偎依在一起的图画。母亲怀胎6个月时，我第一次睁开眼睛，肯定会看到孪生姐姐朝后望着我。
心理学家认为，双胞胎不仅在出生时与母亲痛苦地分离，而且他们与双胞胎同胞的联系也会被粗暴地割断。他们曾经共居于母体内，关系密切，分享母体内的营养与空间。
虽然科学研究尚未证明胎儿在母体里时是否具有意识，许多人却声称他们有关于失散双胞胎兄弟或姐妹的记忆。这可能是因为，按照研究人员的估计，12%至15%的胚胎是孪生的，但只有80分之一的孪生胚胎存活了下来。
超声波检测表明，母亲怀孕初期，第二或第三个胚胎囊可能存活，只是到后来才消失。此时，这些胚胎可能部分地被母体或它们的孪生同胞重新吸收，也有可能完全脱落。怀孕期间，只要没有并发症，这些被形象地称作“消失的双胞胎”的胚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常常无影无踪。由于双胞胎更有可能是左撇子（20%的双胞胎是左撇子，但总人口中只有10%至12%的人是左撇子），一些研究孪生现象的专家推测，许多左撇子是双胞胎胚胎中存活下来的胚胎。
不过，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两个胚胎合为一体，一个孪生胚胎与另一个孪生胚胎合并，形成一种嵌合体。在希腊神话中，这类嵌合体拥有狮头、羊身和蛇尾。与这类命名为凯米拉的怪物不同，人类嵌合体只有通过DNA检测或血液检测才能发现。这些检测表明一个人常常有两种血型。
但是，由于同卵双胞胎血型相同，要从新生儿身上确定原来母体内是否有个同卵双胞胎和她在一起，几乎不可能。
保拉：我周围是迷宫般的纸板箱，人显得格外渺小。我不知道丈夫和我怎样收集到这么多废品。书籍和装满旧衣服的垃圾袋四处堆放着，似乎召唤着人们去翻找、整理。
我们搬到布鲁克林的新公寓才刚刚一个月。今天是我特意安排整理房间的日子。苦行僧的生活看起来挺不错。我想象着自己有一套禅堂式的房子，里面家具不多但很雅致。然而，现实情况——尤其是我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要比这乱得多。
这是2月里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人们呼出的气依稀可见。尽管天气寒冷，但我丈夫艾弗还是把女儿杰茜裹得暖暖的，用手推车把她推到附近操场上玩。这样，我可以专心干眼前的工作。我已宣布在两周后女儿过两周岁生日之前，把这些搬家用的箱子全部清空。
给女儿过生日，不仅可以展现杰茜刚学会的走路和说话技能，还可以充作非正式的审判日。我们决定离开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村，搬迁到适合居家过日子的布鲁克林斜坡公园时，我很清楚那些性情古怪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在杰茜的生日聚会上，那些来自东村的朋友将有机会参观我们的新居，讲些我们如何上当受骗的消息。
我过腻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作为记者和电影评论家，我经常出没于电影试映、艺术节开幕式和深夜聚会等活动。结婚之前，我和我的室友以举行喧闹聚会而出名。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形形色色，有独立制片人，有雄心勃勃的摄影师，还有摇滚乐乐师。我记得一次狂欢会特别热闹。正当一群全身戏妆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退场时，一位著名的德国导演和他的舞伴却戏剧性地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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