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保拉：我已经检索完了我查的这本书，埃利塞还剩下22页要检索。不过，一小时后我要去接替保姆照看孩子。我们这次回家是不是又要一无所获呢？
“那么如果，”埃利塞绝望地说道，“如果我们已经漏掉它了呢？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第一页重新开始了。”
“别担心，我们会找到它的。”我鼓起勇气激励埃利塞，同时也激励着自己。
我从埃利塞的肩膀上方看下去。当我在里士满县看到“10月9日”，发现“珍”列为第一个名字时，我倒吸了一口气。在条目后面有一段空格，所以过了会儿我才看到“玛丽安”。我指出了这个名字，埃利塞的脸一下子露出喜色。
埃利塞：只有当我往下浏览，看到下面的“玛丽安”名字时，我才意识到这本书我已查阅了1054页，只剩下22页，我们的查阅便告一段落。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出生时的姓氏叫“维特”，而玛丽安和珍只是我们在寄养家庭的称呼。既然现在它们在出生登记册上写着，这个名字肯定是我们亲生母亲给我们取的，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由我们寄养养母取的。
可是，有关我们亲生父亲名字的一栏是空着的。
也许如果我们见到亲生母亲，她会告诉我们亲生父亲的身份。无论如何，获悉我们亲生母亲的姓使我们离找到我们的亲生母亲又近了一步。
保拉：我不明白为何我们的亲生母亲把我们取名为珍和玛丽安。也许她给我们起这两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她所失去的亲人吧。我盯着“珍·维特”这个名字看，希望它能为我揭示更多的信息。当我想到36年前被一位公务员打印在一本书上的名字竟然指的是我时，我不由得感到奇怪。这个名字听上去不是那么有犹太味，但多少和犹太还是有点关联。“珍·维特”不由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迷人的电影明星或是夜总会的女民谣歌手形象。
在我出生后的头5个月里，我叫珍·维特。在我的养父母领养我之后，我被改名为保拉·伯恩斯坦。在我31岁时，我嫁给了艾弗，在法律上采用了他的姓，成了保拉·奥尔金。所以现在，我既叫伯恩斯坦，又叫奥尔金，还叫维特。虽然每个名字所指的都是同一个人，但不同的名字对我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保拉·伯恩斯坦表明我是养父母的女儿，它代表着我的童年；保拉·奥尔金表明我是艾弗的妻子，杰茜和鲁比的母亲，它代表着我的成年。
珍·维特是我子虚乌有的身份，我从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
埃利塞：我坐在图书馆里，热泪盈眶。自从我两年前开始寻找我的亲生父母以来，我从没有想到过我能够自己找到他们。我想拥抱保拉，因为是她帮我来到了这里，也为了我们早已分享过的一切，然而她似乎把这份经历放在了心里。尽管我们已经走得很近，我仍不敢看透她的内心。
“珍这个名字听上去犹太味并不重。”保拉说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养母是爱尔兰人，大概是天主教的，所以我们推测她为我们选择了两个带有基督教味道的名字。
我过去可能是玛丽安·维特。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曼哈顿上东区的豪华住宅和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教育。
那天晚上,我在因特网上查找玛丽安和珍这两个名字的起源时，我很高兴地发现玛丽安是一个中世纪的法国名字。
“维特。”我不断地对自己说着，想要习惯这种发音。这个名字没有一点内涵，维特是那些爱丽丝岛上人名的缩写吗？比如,维特斯基。这是一个波兰或者俄罗斯名字吗？我过去常常想象我大学时代的男友亚图和我因为我们的祖先，即比邻而居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家庭而联系在一起。他们曾经在华沙和睦生活着。
“我们是维特家族的后代。”我自言自语地说道，就像声称拥有合法遗产的公主那样自豪。
保拉：我对调查工作非常投入,一到家就马不停蹄地继续寻找亲生母亲的下落。我为孩子准备好了吃的，开始上网。因我们从路易斯·威斯公司提供给我们的非公开资料中,得知我们生母的兄弟及其父亲都是律师。于是,我在网上寻找姓“维特”的所有男律师。
我找到了一个叫马科斯·维特的律师，他的儿子也是一名律师。根据我们的收养档案，当我们出生时，我们的外公大约65岁。而马科斯·维特是1903年出生的，正好符合这一点。我找到一些姓维特并且在那段时间出生的律师，但没有一个人的儿子也是律师的。这似乎太巧了。然而，马科斯的讣告没有提到他有一个女儿。或许这个家庭否认有这个女儿，或者感到非常羞耻,不愿意将一个麻烦不断的女儿视为家庭成员，也许她已经死了。
他的儿子，大卫·维特，出生于1936年，比我们的生母大3岁，是马科斯·维特唯一幸存的后人了。难道他就是路易斯·威斯公司提到的哥哥吗？
当我查到网上介绍马科斯·维特是位共产党领导人时，我不禁兴奋起来，他有可能就是我的外公。他的父母是从俄国移民到曼哈顿西部移民区的。马科斯·维特从纽约大学毕业以后，靠着自己开出租车，读完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我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和一个共产主义青年革命者谈过恋爱，还创办了一份左翼报纸。大二时，我为了反对学校在南非投资，帮忙建造了一个小棚子,并且在里面过夜。我的父母开玩笑说：“犹太人总要跟共产党挂点钩。”埃利塞告诉我她还在布拉格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工人阶级坚定的支持者了，她还看过爱玛·戈德曼的自传。也许，我们正是从外公那里继承了自由主义倾向和正义感吧。
当我告诉埃利塞有关马科斯·维特的情况后，她说：“这样的话，我们虽然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生母，但是至少我们可能有不错的舅舅或者外公！”
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查阅的流程，在第三次到纽约公共图书馆族谱阅览室时，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1939年的登记簿。我们相信生母的名字就在这册发霉的书里,满怀信心地打开了这本书。因为埃利塞和我都是在纽约出生的，所以我们天真地认为生母也是在那里出生。
我们是在1968年10月份出生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母还不满29岁，所以她一定是在1939年下半年出生的。海伦·维特、玛格丽特·维特和玛克辛·维特都是在1939年秋天出生的，但是光知道她们的名字，也不可能确定谁才最可能是我们的生母。接着我们又想到我们甚至连我们生母在哪个区出生都不知道，或者，她就是出生在纽约。
也许是因为想宣泄一下，我在1937年的记录里面查找了“玛里琳·维尼可夫”。我竟然找到了我养母的名字,我非常欣慰。如今，不管我是否能找到生母的名字，我已经有一位妈妈了，她一直默默地在背后支持我寻找自己的出身。即使没有证据表明“保拉·伯恩斯坦”是在1968年10月9日出生的，但看到这本脏乎乎的旧书印有妈妈的名字,我也得到了一丝慰藉。
在一个清新的秋日下午，我在豆芽幼儿园外等杰茜放学，突然手机响了。我以为是艾弗要告诉我今晚晚餐的安排。我兴奋地接起电话说：“嘿！”
“你好。”说话的声音很深沉。我花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这是纽伯博士。虽然埃利塞和我已经又给他发了信息，但我们没想到他会回复。其他孩子的母亲都在安排游玩的时间，而我却在小声地同这位受人尊敬的精神病学家交谈着，他最后告诉我他能够见我们。
我和埃利塞打算在12月份去他的公寓见他，离现在还有好几个月。我希望那时他不要改变主意或是去世了。因为纽伯博士已经90多岁了，所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埃利塞：“重归。”犹太教圣歌唱道。对我来说，秋天和犹太新年一样象征着开始。在斜坡公园的犹太教集会上，我看到杰茜冲上台加入了罗什·哈莎娜儿童服务队，心里感到非常骄傲。我怀抱着鲁比，给保拉当了一天的非正式保姆,我心满意足。接着，人群开始唱了起来：“回归自我，回归所在，回归到你出生的地方，回归到你灵魂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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