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大卫领着我们穿过几个街区，来到百老汇街上的维安得咖啡馆。凑巧的是我父母来城里时，我也经常约他们到那里吃午餐。餐厅里很拥挤，我们就在最里边找了个座位坐定，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父母亲走入餐厅，和我们一起吃甜点的样子。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他说道，俨然一位和蔼可亲的舅舅，在周末带着自己的外甥女在外吃午餐。我点了一份薄饼汤，大卫对希腊服务生说：“我和她一样。”
我笑了，觉得他的点单是对我的一种认可。
埃利塞：大卫拿出两只蕉麻纸信封。给我和保拉一人一个。我们兴奋地打开信封，里面是勒达小时候的照片。一张是1945年在P.S. 87幼儿园拍的。
大卫像个孩子带着游戏的口吻说道：“你们能认出她吗？”
“就是她！” 我一眼就认出她，自豪地说道。虽然她没有什么明显特征，但是我知道那个衣着朴素的6岁女孩就是她。她穿着系有围裙和蝴蝶节的裙子，长着褐色的头发，嘴唇紧闭，害羞地微笑着。毕竟是一家人，一下子就认出了。
“我没有她的其他照片。这几张是我仅有的。”大卫抱歉地说。我想他这样说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之后的可怕样子。
我和保拉仔细地看着照片，大卫开始为我们讲述起勒达的经历。
“大学一年级时，她一切都正常，可是到了二年级，她的精神崩溃了。她无法正常生活。母亲不得不到她那里，为她打扫脏乱不堪的房间，接她回家。”我和保拉边听边点头，让他接着讲。
勒达到底做了什么把房间弄成那样？她是不是把报纸堆得到处都是？还是做出了更可怕的举动把房间给彻底毁了？我并不想逼问大卫讲出更骇人的细节。他在继续讲述之前，看着我们，像是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原本想象的比实际更糟。”保拉说，她希望大卫不要因为顾及我们的感受而隐瞒可怕的真相。
“有段时间她还是清醒的，”大卫继续说道，“但是后来我们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她出了医院就去看心理医生。她无法工作。”大卫停了片刻，努力地回忆着过去。“最近几年，这些事我都不去想了。”
“当然，我们明白。”我完全理解他。
“妈妈爸爸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望她，确保她一切都好，”大卫说，“他们真的尽力了。”
听到勒达的家人如此关心她，我们感到极大的安慰。与之前我们想象她依靠卖淫为生相比，现在知道她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住，家人经常来看望她，我们的心好受多了。我联想到了我的哥哥杰伊非常依赖家人，我们尽自己所能让他过得舒心。
“她生病之前是个怎样的人？”保拉喝着汤，抬头问道。
“生病前，她是一个活泼开朗、乐观向上的人。她是一个好学生，很聪明，像你们一样。”大卫望着我们说道。
“她病了之后变得消沉。那是由抑郁症和药物共同引起的。她想要画画和素描，但是我认为她并不擅长这些。”
大卫很坦白，我们都尴尬地笑了。“我也不擅长这些。”保拉说。
“她喜欢音乐吗？”我问道，想了解她是否也听过鲍勃·迪伦的歌。
“不，她对流行音乐不感兴趣。事实上，她相当守旧，不谙时尚。”大卫笑了。她和我想象中嬉皮士般的叛逆截然不同，当然，守旧古板也是一种风格。
保拉：大卫每说一个勒达的过去情况，我们对她的了解就更进一步。她的小名叫迪迪。她是布鲁克林·多杰斯的忠实粉丝。她的家族要追溯到杰克·罗宾逊，第一个进入大联盟棒球队打球的非洲籍美国人。她的父母亲在家说依地语。
“我们全家都不信教，”大卫说，“我们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我却不知道勒达是否去过犹太会堂。”
“是吗？”我有些觉得难以置信，有点儿失望。
因为之前我只知道生母是犹太人，所以我总觉得小时候在以色列学习希伯来语能让我更接近自己的传统。由于犹太教改革, 我的家庭无法继续按照犹太教的教规过安息日，但是我们仍然虔诚地参加圣日时的犹太教集会，庆祝光明节和逾越节。
“想看我女儿的照片吗？”我问大卫。还没等他回答，我就迫不及待地从包里抽出照片，自豪地向他展示我女儿的照片。他看了一张杰茜和鲁比在我父母的超大浴缸里对着镜头大笑的照片。太阳透过天窗，她们沐浴着阳光。我等着说说她们像不像我，或夸奖她们的可爱动人。然而，他只是默默地把照片递还给我。杰茜和鲁比应该是他妹妹的外孙女，他的外甥孙女。可是他的表情就好像是在看服务生孩子的照片。
“勒达有朋友吗？”我问道，设法转移话题。
“是的，她的圈子里有很多朋友。”大卫说。
“你是说其他的精神病患者？”我想知道大卫所谓的“她的圈子”是不是对“其他精神病人”的委婉说法。
“是的。”他承认道。
“那么她得的是什么病呢？”埃利塞问。
“她被诊断出精神分裂症，但是我认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抑郁所致。”大卫说，“她的病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她有妄想症吗？她会产生幻想或幻觉吗？”我问。我真的很想确认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大卫，是我们弄清真相的唯一机会。
“我不这么认为，”大卫说，“据我所知，她的病不是家族遗传。”
因此可以推断她并不像精神病人那样精神错乱，语无伦次。虽然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切地知道真相，但是可能正如我们预感的那样，勒达主要是因为抑郁而得病的。
“你们的母亲实际上很理性，很聪慧。”大卫补充道。
大卫说勒达是我们的母亲，这让我听上去有些不习惯。
“我不认为她应该被称作是我的母亲，”我说，“我更喜欢把她叫作‘生物学上的母亲’。”
“我知道你还有别的父母，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勒达是你的母亲。”大卫回应道。
埃利塞：“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怀孕的？”我问道。
“在你们出生之后 ，我们才知道的。” 他答道。
“那你知不知道路易斯·威斯公司？”
“不，我从没有听说过。”如果他从没听说过收养我们的机构，那么他肯定也不知道双胞胎研究的项目。
“我还记得她告诉我们，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当时我们正坐在父母的客厅里。”大卫把记忆拉回到1968年。“知道她当时给你们起了什么名字吗？”大卫笑着问我们。
“我们知道的。我叫玛丽安，保拉叫珍。”我说。大卫试着分清我们谁是谁。
“她高兴地说珍是取自于爸爸的妹妹的名字，而玛丽安是家族一个朋友的名字。我印象中她很高兴自己有孩子，但是很无奈，不得不放弃抚养她们。”
我笑了，因为听到大卫说我们的出生让勒达感到幸福，但是却忍不住想起大卫在轻描淡写地讲述我们的出生造成的可怕、复杂的情景。
“你的父母怎么看待勒达的怀孕？”我问。
“他们很伤心。但是没有办法，她必须放弃你们。因为她无法照顾好你们，也无法照顾好她自己。”
“你知道那个父亲是谁吗？”
“勒达从没告诉过我，我也没有问过她。我对此不作评价。只希望她能有个感情归宿。”这样看来，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亲生父亲是谁了。但不管怎样，他有可能是勒达精神病朋友圈中的某个人。和大卫的想法一样，我真心希望勒达曾经有过爱情。
保拉：“知道她有地方住，有人关心，我觉得很欣慰。”我说道，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
“她所得到的爱不比任何人少。”大卫说，“可最终，她的病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打击。父母很爱她，却对此束手无策。”
我泪流满面，想象着如果自己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又英年早逝，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打击。我摘下眼镜，擦去眼泪，聊以自慰的是勒达是有人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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