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埃利塞：“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不是信奉素食主义的女同性恋。”保拉调侃道。她讲述上大学时自己在女性主义消费合作社生活的情景。
过去上大学时，我的男性朋友只要有一点性别歧视的腔调，我就斥责他们。但是，作为石溪分校一个男性团体的唯一女性成员，我又很看重他们对我的关注。想到保拉在威斯利学院接受纯粹的女性教育，我便联想到许多穿着校服的女孩子，她们都很势利。
“几乎我所有的高中同学都上了4年制大学，大多数还是私立大学，”保拉说道，“那时学校里的竞争氛围非常浓。”
“我父母都不是大学生，但他们始终希望我是大学生。他们要应付哥哥的精神分裂症，只要我一切顺利，他们就很开心。因而，他们没有给我施加压力。”我对保拉讲道。
我曾经在一个小镇的高中上学，是那里的优等生。我的同学要是都上了大学，大多数也只能考上当地的州立大学。保拉成为许多学生中的明星，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无论外界压力如何，我始终有种动力，渴望获得成功。”保拉说道。
“我也如此。”我附和道。
让我们惊奇的是，保拉和我骨子里都雄心勃勃。后来，我们了解到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不同家庭长大的双胞胎往往选择类似的工作，其原因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工作爱好和个性特征。对此，我们并不惊讶。
1986年，新泽西州怀尔德伍德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消防员会议。会议期间，31岁的杰利·雷维到一家酒吧喝饮料。一位叫吉姆·特德斯科的陌生人问他有没有双胞胎兄弟。特德斯科和另外一位消防队员马克·纽曼在新泽西州帕拉默斯的一个消防队工作。他认为杰利·雷维和马克·纽曼长得很像。虽然杰利·雷维和马克·纽曼都知道自己是抱养的，但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个双胞胎兄弟。后来，特德斯科安排马克·纽曼和杰利·雷维见面。于是人们很快就知道他们两人是同卵双胞胎。“要是他体重降一点，他和我之间便毫无差异。看见他如同看见镜中的自己。”杰利说道。
杰利和马克到明尼苏达孪生及收养研究中心做了智商测验。他们的智商得分只相差两分。杰利和马克发现彼此都做过电力设备安装工作，之后都对林区工作感兴趣。而且，两个人在同一年当上了消防队队长。他们都是新泽西志愿消防队队员。如果不是因为职业相同，他们永远都不会相逢。
研究表明，即使教育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系数也要比同龄的异卵双胞胎更为接近。
若将基因100%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与基因并无相似之处的异卵双胞胎进行比较，研究人员可以测量出各种特征的遗传性。此外，测量遗传性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将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与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进行比较。前者的基因100%相同，但环境截然不同，而后者的基因和环境都完全相同。
0%的遗传性是指基因在某个特征的形成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如果遗传性是100%，该特征的形成则被认为完全受基因的影响。
显然，遗传基因在智力发展方面发挥着作用，但环境的作用也不能被完全忽略。有机构曾经对159对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的智商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这些同卵双胞胎的关联系数为75%，而在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的关联系数则高达86%。环境通常会激活遗传基因赋予个人的天赋，除非儿童完全失去了外在刺激，或者根本没有接受任何教育。
此外，关于不同家庭长大的双胞胎的一些逸闻趣事也具有说服力。一对英国同卵双胞胎姐妹分别由不同家庭抚养。其中一个女孩上了入学条件高的私立学校，另外一个则在中低层社会的环境中长大，16岁时即退学。成年后，她们在明尼苏达孪生及收养研究中心做了智商测验，结果表明他们的智商测验得分只相差一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行为遗传学教授罗伯特·普洛闵发现，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系数几乎等同，如同一个人接受两次智商测验一般。
上高中时，我曾经想到纽约大学上学。不过如今，我却为父母把我送到一所州立学院读书，节省下数千美元而喝彩。
保拉：我对埃利塞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在威斯利学院参加自由主义活动的许多故事，埃利塞赞许地点了点头。她补充说她因为道德方面的原因成了素食主义者。
我们发现彼此都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而且对于一些热点话题，如流产、学校祷告仪式、同性恋者权益和死刑等的观点相同。我们父母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中间道路，而埃利塞和我的立场有点偏左。人们可能会说政治观点完全由社会环境决定，但研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2005年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披露了一份政治研究报告的结果。研究人员整理了对8000对双胞胎开展的两项研究的调查数据，发现同卵双胞胎政治观点的关联系数为66%，而异卵双胞胎的关联系数却只有46%。当然，没有证据表明DNA决定了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但遗传基因在人们对一些话题的情感反应中的确发挥了作用。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我父母打来的。他们显然想知道我是不是非常震惊。我父母在韦斯特切斯特的一栋房子里生活了30年。1997年，他们搬迁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海德，过着健康的退休生活。父亲自愿帮助残疾儿童学习骑马。他和母亲结婚已有43年，至今仍然是挚友。他们一起在当地医院做义工，并在当地动物收容所收养了一只名犬。
他们的农舍漂亮、整洁，在人们看来与家具展厅没什么差异。昨天晚上，我把自己找到失散已久的孪生妹妹这一肥皂剧般的消息告诉他们时，他们和我一样都非常吃惊。
他们一直向我灌输后天培养的影响大于先天遗传因素这一思想，但似乎没费多大周折便接受了我有孪生妹妹这一事实。
“我突然说不清自己有两个还是3个孩子了。”妈妈开玩笑地说道。
“我希望自己喜欢她的程度不至于超过对你的喜欢。”爸爸调侃道，言语中带有博施尔特·贝尔特喜剧式的幽默。
埃利塞：“我们几乎天天通电话。”保拉说道。她和父母谈完话便将手机关闭。
我和保拉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我在巴黎呆了3年，远离亲戚。想到每天都有家人打来电话，我感觉怪怪的。在巴黎，我和让克劳德及其他朋友来往密切，但没有一个人经常打电话问我吃过饭没有，坐哪条地铁线回家。我对此并不在意。
保拉和我调侃起我们崇拜的电影评论家。我们对这些评论家都很熟悉，不需要解释他们给哪一家杂志写评论。我非常愿意与这些成功人士打交道。保拉甚至给《访谈》杂志写过影评，而我多年来一直阅读这本杂志。她还在《乡村之声》周报社当过J.赫伯曼的实习生。想到我在读自己从不知道的孪生姐姐的作品时的情景，保拉和我笑了起来。
我炫耀似的提起大学时代的著名电影学教授，保拉赞赏地点了点头。我可以轻松地憧憬自己沿着保拉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走下去，最终成为知名的电影评论家，要知道我上大学时学过电影理论，在布拉格时我还为12家杂志写过评论。而且，和保拉一样，我也做过高中校报的编辑。我父母一直以为我会干新闻工作的。我担心他们会认为保拉能说明我错失了良机。我还担心他们认为保拉是原件，而我是复制品。的确，在他们的印象中，保拉作为《综艺》的记者在电视上亮过相。
保拉：埃利塞和我都将手放在桌子上。这时，我注意到我们的手指修长、纤细，手腕纤巧。近年来，我养成了咬指甲这一不大得体的习惯，指甲因此总是发炎。埃利塞的指甲却非常洁净。
我一直为自己手腕细长而感到非常自豪。在我看来，手腕细长说明我的骨架小，身材肯定苗条。大学二年级时，我得到了饮食紊乱援助小组的帮助。该组组长，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让我们说出每个人喜欢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我讨厌自己的相貌，我唯一能想到的部位就是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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