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第十七章
埃利塞：韦尔斯上班后，我还在床上磨蹭，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杰梅打来的，她开门见山地说道：“你要坚强。”我忍着不马上挂电话。
要坚强？父亲一定出事了，要不然，他会在路上打电话给我的。他正驱车带着泰勒去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泰勒将和一些不沾毒品的朋友们在那里一起生活。他已经20岁了，他要在那边的镇上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不，我坚强不起来。”我一边对杰梅说，一边想象着父亲正奄奄一息躺在高速公路旁。
“泰勒出事了,”电话那头传来杰梅的声音，“他正在急救室。他服用毒品过量。”
尽管有了最坏的打算，我心里还是感到揪心的疼痛。我挂了电话，如往常般地打电话给保拉和韦尔斯。
“我不知道泰勒是否能逃过这一劫。”我麻木地跟保拉说。
“他会好的。”保拉这样回答道，试图安慰我。但我感觉到这次不一样。这个小男孩已多次谎报自己的真实处境。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为泰勒吸毒上瘾一事责怪父母。他们不应该过分溺爱他，不应该送他上军校，而是应该把他送到旧金山，和我一起生活。这样我就能保护他了。他们也应该早点告诉泰勒他的亲生母亲是谁。如今既然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一想到我要冲到父母那里支持他们，责备父母的情绪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收养泰勒是我们全家共同的决定，我们要齐心协力渡过这个难关。
我订好机票，在公寓里忙得团团转，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扔进行李箱，然后套上了件黑色衬衫，怕是要有一场葬礼。
这一切本不应该发生的。他就像我的弟弟，我的儿子一般。我忍不住想我要是能多做点什么，多说些什么，这场噩梦就不会发生。我们想让他融入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错了？倘若泰勒被一家无亲无故的人领养，一生都不遇见我们，一生都不知道他亲生父母的消息，会不会更好？
在拉雷杜汉机场的酒吧里，我喝下了双份的威士忌，做好了面对从达拉斯飞来的托妮的准备。我走到威尔明顿的接机口，托妮正缩在座位上，满怀期待地望着我。
“护士说他的大脑已经停止活动了。”我平静地说，如同在背诵一段晚间新闻。在登上从纽约起飞的航班前，我收到了医院最新的诊断报告。托妮用手捂住了脸。在飞往威尔明顿的中转航班上，这是一家双引擎的小型喷气式飞机，我们都哭了，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经历这场悲剧，我和托妮的心更贴近了。但是代价是多么沉重啊！
在心脏病重症监护病房前，爸爸妈妈笼罩在一片白蒙蒙的荧光里，相拥而泣。我感到孤独惆怅，寂寞万分，迈着轻轻的步子走向他们。
我们领养泰勒那年，我16岁。我告诉朋友们，是泰勒教会我怎样去爱人。我骄傲地宣布，为了他，我甚至可以斩断手臂，以此证明我对他无尽的疼爱。但是，泰勒内心深处始终觉得我们爱他爱得不够。现在，我明白，我再也无力帮助他了。
泰勒躺在轮床上，胸脯随着输气管不停地灌输氧气而平缓地起伏。他看上去似乎只是睡着了。护士们一直在等我们来，征得我们的同意后，她们便会拔出输气管。
爸爸妈妈无法面对已经变成了一具空壳的泰勒。但是我必须最后再看看他。他出生的时候，我就是在旁边看着他的。现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想让他走得平静安详。
第二天，安排了遗体运回俄克拉何马州的事宜后，我和父母便逃也似的连夜驱车赶往杜兰特。黎明时分，我们到了目的地，忙不迭地赶去灵堂，以确保明天泰勒的讣文能上报。遗照该选哪张？棺木要挑哪口？土葬还是火化？一时间，我满脑子纠缠的都是这些问题，让人忧心忡忡。
尽管所有的双胞胎研究都涉及遗传学，我却感到，环境的压力迫使我养成了一种坚忍的性格。机缘巧合，保拉幸免于难，但我依然很难想象她要如何面对这场悲剧。正如我们有相似之处，我们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都不是数据能衡量的。
自我告知保拉泰勒的噩耗以来，她一直给我的语音信箱留言，安慰我体恤我，但我一直提不起精神回复她。我已经被痛苦麻痹了，连话都说不出来。葬礼之后我回到父母的家，亲朋好友都来吊唁，屋子里挤满了人，我只能寻个僻静的角落给保拉打电话。我艰难地挤出话来，慢慢地诉说几天来发生的事。在葬礼上看到泰勒是何种滋味，摆出笑脸迎接访客是何感觉，怎样安慰失去了唯一爱子的哥哥，如何安慰失去了唯一孙子的双亲。
我似乎能听到保拉在凝神静听我的喃喃低语。她的同情溢于言表。“我真想抱抱你。”她说。而后保拉道：“我爱你。”这是我们相见以来她第一次这么说，我能感觉到话里的真诚。
“真希望你能和他见上一面。”我说。
“我也想。”
保拉：去哀悼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这很不可思议吧。从埃利塞那听了那么多关于泰勒的事之后，我本想我们终能见面的，但现在却再也不可能了。
“要是我和埃利塞没有团聚，我真担心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告诉艾弗泰勒的死讯时，我说道。虽然我的家人无法弥补泰勒的死，但或许能减轻埃利塞的痛苦。
埃利塞失去的太多。现在泰勒也走了，她每天早晨孤零零地起床会是什么感觉？但与其说我同情她，她作为一个幸存者更引起我的敬佩。事实上，我更感到内疚，因为她是双胞胎中注定要承受痛苦的那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我真希望能分担她的痛苦。泰勒的死让我们之间的不愉快也烟消云散了，她是我的孪生妹妹，我爱她。
我原本想飞去参加泰勒的葬礼，这样我可以陪在埃利塞身边，但最终还是作罢。我担心自己去了俄克拉何马州会让埃利塞应接不暇。她会觉得应该介绍我和她的亲朋好友认识，而我非常不希望“双胞胎团圆的场面”给泰勒的葬礼蒙上阴影。
只要一想到埃利塞正处于悲痛中，我便无心做其他事情，于是我决定把我们已进行的调查接着做下去。我要追踪芭芭拉·米勒，路易斯·威斯公司收养后续服务处的前任主任，1987年我曾见过她。我想知道她是否记得我们的会面，能不能对这项双胞胎研究给出进一步的说明。
曼哈顿的电话簿里有11个芭芭拉，而我甚至不确定她是不是还健在，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曾找过她3次，3次都失败了，我几乎已经准备放弃寻找她了。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她！
“我是在路易斯·威斯公司被领养的，这是一件让人幸福的事。”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让米勒女士放心，打电话给她不是和她争论。“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索要非公开资料，然后我就遇见了你。你当时并没有告诉我我的生母患有精神疾病，还有我是双胞胎。”
米勒女士对于我们的会面毫无印象。
“你当时为何不告诉我，我的生母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我问道。
根据米勒女士所言，当时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代理律师并没有将1983年的法律条款告诉那里的社工，那条法案规定：关于被收养者血亲家庭的所有医学资料必须得公开。
“我只是一个雇员，制定政策并不是我的职责。”米勒女士回答道。对此我深感怀疑。作为一名曼哈顿顶尖领养机构里的社工，她怎么可能忽视这个会对自己工作产生影响的重要法律呢？
“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米勒女士急切地说道。
“我并不是在评价你当时所做的决定，也没有想指责你。只是出于好奇：当面前坐着一个迫切想知道答案的年轻女孩，但自己却没有说出事实上她是孪生的，并且生母还患有精神疾病这个真相。这是怎么一种感受？”
米勒女士顿时无言以对，她似乎在思考我抛出的问题。
“当一对夫妇去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领养孩子时，”米勒女士解释道，“他们会例行地被问道，是否介意孩子有精神疾病的家族病史。他们只有不介意才会被纳入收养具有‘可疑’病史儿童的考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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