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科尔曼太太获悉了自己儿子是三胞胎兄弟之一。之后，她向参与研究的心理学家咨询，自己如何才能探望其他两个孩子。她想在同一天的某个时候去拜访他们，当然，不会告诉他们这个秘密。
“我是一个科研人员，”心理学家答道，“我怎能抵挡住这些研究双胞胎良机的诱惑呢？”
除了那对三胞胎、保拉和我之外，路易斯·威斯公司还办理了另外4对双胞胎的收养手续。他们因为研究目的而被分开，参与这项研究的共有13人。难道我们的命运真的是由那几个精神病医生来决定？我们不知道除了我们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不认识的双胞胎卷入此项研究。
三兄弟毕业之后都在位于曼哈顿东南的一家“萨米罗马尼亚牛排馆”打工。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三人在离这家牛排馆仅相隔几个街区的地方开了家“三胞胎罗马尼亚牛排馆”。餐馆关门后，夏弗兰做了律师，科尔曼还从事老本行——餐饮业。1995年，加兰自杀身亡，留下了妻子和年幼的女儿。
那项双胞胎研究的结果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
一篇“试验鼠”的文章上刊登了纽伯的电话号码，这让公众可以找到他。趁着杰茜还在幼儿园，我乘火车到布鲁克林。我和保拉一起去找那位著名医生。我们有很重要的问题要问纽伯，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只有他才能做出回答。为什么我和保拉退出了这项研究？还有多少双胞胎卷入了这项研究？
我们盘着腿坐在保拉办公室的地毯上，心里很紧张，想着要对纽伯博士说些什么。
“你能和他谈吗？”我问保拉，“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保持冷静。”我们像两个12岁的孩子给人打骚扰电话，搞恶作剧，还没有拨号就手心出汗了。
保拉马上进入状态，表现出她记者的作风。她冷静地对博士说：“你好。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从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被人收养，最近才发现原来我有一个孪生妹妹。”
电话那头，纽伯用他特有的东欧口音生硬地回答道：“我很忙！”然后突然挂了电话。
“他给我们的感觉像是邪恶的科学家，而我们是两只实验老鼠，现在回来缠着他。”我说道，于是我们都笑了。
“我希望我们立刻再给他打电话！”保拉大声叫道，她比我更没有耐心。随着我们开始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的笑声减弱。
“他是不会来回答我们问题的。”
保拉和我都出不了这口恶气，盘算着要等多久再给他打电话。
“我两天后回巴黎。”我难过地说道。
如果我和保拉打算对这项研究追查到底，我就应该呆在纽约。
我离开纽约的那天，保拉送我，我的泪水止不住掉下来。我哽咽地说：“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很高兴。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好归宿。”
“你很漂亮，我相信你会找到你满意的人。”保拉说，“我爱你。”
“我爱你。”我轻声回应，眼泪却不停地流下来。屏蔽门在保拉身后关上，我扑进了帕特阿姨的怀里抽泣。
“没事的，宝贝儿。”她安慰我。
我坐在帕特阿姨的膝盖上，她抱着我坐在柳条编的摇椅上，用她那母亲般的拥抱安抚着我。“你该回家了。是时候了。”
如今我已经见到保拉，也和我的大家庭团聚。我不知道保拉做得对不对。难道巴黎不是我的家？我是不是应该收拾行李去纽约，因为我的孪生姐姐住在那里？我过去的生活难道是场骗局？我长途跋涉，辗转到达那里只为了回到自己原来的出发点吗？
第八章
保拉： 毫无疑问，我很爱埃利塞。我怎么可能不爱她呢？我们心心相印，血脉相连。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随爱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团聚使我立刻成为埃利塞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我担心她会指望我来填补生活的空虚。我是她朝思暮想的亲人，是她的心跳。但是我却担心自己会让她失望。
埃利塞回到了巴黎，我的心空落落的。毋庸置疑，命运的极大转折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波澜，然而，这不是我此刻要追寻的东西。
“我想象着如果我们俩一起长大，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我们已经失去的幸福，我很难过。但是，转而一想，我又很庆幸命运安排我们相聚。”艾弗上床后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一直觉得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很孤单，即使有爱你的人陪伴在旁，最终，你都要靠自己。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有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在身边，我还会觉得孤独吗？”
我和埃利塞都好像似曾相识。当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有着和我一样的口味、行为举止和生活怪癖时，我却一点儿也不惊讶。我做鬼脸时，也会不自觉地想象埃利塞做鬼脸时的表情。说话的时候，我能听到回音。和孪生妹妹的相聚本应使我满足，但是我却感到非常孤独。尽管艾弗和我心心相印，但他永远都不会感受到我复杂的内心。
“她的生活比我要艰辛得多，可我的精神为什么出了问题?”见到埃利塞之后，我第一次复诊时问我的精神病医生雷刚博士。
“可能你们两人都有抑郁症倾向，但是埃利塞把她的压抑归结为外在的因素，而你抑郁没有明显的理由，所以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的精神状况为什么会这样。”他解释道。
是的，我生活幸福却还感到沮丧，对此我常常有一种罪恶感。到底是什么让我如此不悦？因为我体重还得减15磅？还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可靠的男性朋友？但这些和你6岁时母亲因癌去世，十几岁时哥哥得了精神分裂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第一次见雷刚博士是在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每天清晨起床时就有一种打了败仗的沮丧。一整天里，我设法让自己专心工作，为了不让同事察觉我莫名其妙地哭泣，我偷偷地把自己关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上大学时，饮食紊乱曾一度困扰着我，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克服。我虽然很厌恶自己肥胖的身材，但还是忍不住靠进食来缓解我内心的痛苦。于是我决定寻求帮助。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来到雷刚博士办公室，这间装饰一新的办公室位于纽约北部。他的诊断是“临床忧郁症”，并草写了抗抑郁药百忧解的处方。那些白色和绿色的小药丸把我从绝望中慢慢拉回来。我不再莫名其妙地哭泣，每天早晨醒来不再感到沮丧。两个星期后，我辞去了自己所讨厌的朝九晚五的出版社工作，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我渐渐地在自由撰稿人这一行业里小有名气。最终，我成为了《好莱坞记者》报社的专职记者，之后，又在《综艺》杂志社争取到了一席之地。
大约1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有些问题。我开始记录下自己卡路里的摄取量：“600卡路里。小胖，好好努力噢！”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开朗快乐的孩子，从来没有被体重问题困扰。所以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突然想要节食。
“我脑子有问题。”我向父母摊牌，祈求他们带我去治疗。深夜，我会偷吃冰箱里的冰淇淋蛋糕，吃得早上几乎都起不了床。但是在他们看来，我只是得了常见的少年焦虑症。不过，他们还是很不情愿地送我去治疗。医生问了我一大堆问题：“你有朋友吗？”“和家人相处得融洽吗？ ”“在学校表现好吗？”
我的回答千篇一律“是的”，但是医生却不相信我的话。
“如果你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打断我，“想清楚后再来吧。”
我哭着离开了诊室，感觉自己真的是脑子有问题。我怎么解释自己的生活一切都好，却还是感到焦虑呢？
抑郁就好像是个不速之客，夺走了我原本乐观向上的性格。那些抗抑郁剂对于精神压抑的人们作用不大，服用药物只会使他们感到虚假的快乐。对于我而言，抗抑郁剂只不过让自己回到原本乐观的生活。要让我的乐观克服抑郁，只有寻找基因方面的原因。我查找了很多相关资料后得知抑郁和快乐都是遗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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