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费尼格从繁忙的社会事务中抽出时间来见我们，因此直奔主题。“你们想要做些什么呢?” 他慢吞吞地大声问道。
“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保拉回答道。
“你们在哪儿上的大学？”他问我们俩。
“威斯利学院。”保拉回答道。
“噢，天啊！”他大叫一声，“你知道的，希拉里也在那儿上过学。”
费尼格一下子被保拉吸引了过去，我感觉自己成了隐形人。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问我同样问题时，我回答道。“你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费尼格对我说，“嗯，你们都上了大学。”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担心他会像我们的父亲和那个律师那样开始大讲道理，说我们没什么官司要打的。忘了这一切吧，你们已经找到彼此了，而且都过得很好，那就继续你们的生活吧。
我突然意识到费尼格错误地以为我们是在请他帮我们找到亲生家庭。作为一个养父，他在这方面具有自我保护意识。于是我尝试换一种方式。
“保拉和我在各自的家庭中都生活得很愉快，”我试图让他放心，“无论如何，研究表明，收养的子女对于收养家庭是否满意，和他们是否想要寻找亲生家庭并没有联系。”我向他解释了我们的真正意图。
“如果打开耶鲁大学的资料，你们就能满足了吗？”费尼格问道，“你们就不再查找下去了吗？”
“我们要的就这些。”保拉向他保证。
费尼格勉强同意帮助我们。“从你们现在所坐的这个地方来看，我们在耶鲁大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他说。福特、布什和克林顿这些总统画像就悬挂在我们头顶上，我愿意相信他的话。“你们只要答应我，一旦我帮了你们，不要再让我听到任何关于你们的消息。”
保拉和我因为费尼格的直爽而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们答应！”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我们调查路线的下一站是哥伦比亚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1998年维奥拉·伯纳德博士去世后，她的笔记、信件以及档案等都捐给了这家图书馆。保拉和我穿着夏天的连衣裙、背着双肩背包，很容易就被误认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我们到存放伯纳德博士档案的地下室时，因为带了不止一支钢笔被禁止进入。我们把包放在一边，在空着的房间里的一张木桌子旁面对面坐着。
在耶鲁大学，关于双胞胎研究的档案都是封闭的，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健康科学图书馆，大多数伯纳德的文件都对公众开放。遗憾的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三只箱子——也就是与儿童发展中心双胞胎研究有关的箱子——要到2021年1月1日才会开放。但我们仍然抱有希望，以为伯纳德可能忘记消除关于双胞胎研究的每项记录，或者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出其隐含意义。
伯纳德博士那里存放着很多便条，似乎她保存了任何出现在她桌上的纸条。她的所有文档堆起来多达128.5立方英尺，要378只箱子，5只超大箱子和3只文件夹才能装下。在伯纳德的文件中，与路易斯·威斯公司有关的文件就有112只箱子。
我们假装伯纳德博士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指导我们，我们便指望她潦草的笔记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每当我们找到任何与精神病遗传问题有关的资料时，我们都会精神大振。在1996年迈克尔·朱曼起诉路易斯·威斯公司的案件中，伯纳德博士的宣誓书写道，当初路易斯·威斯公司故意把有精神病家族遗传史的两个孩子送给他人收养，他们的养父母对遗传因素也并不在意。收养迈克尔之前，在与路易斯·威斯公司的社会工作者交谈中，朱曼一家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后天培养胜于先天因素。我们的父母说他们不在乎遗传因素，不明智地要求收养有精神病家族遗传史的孩子。
在朱曼案件审理期间，伯纳德博士声称，迈克尔被收养的1965年并没有确切的科学资料证明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但随着我们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她档案中的一些文章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她的一些文章介绍了1953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如果某人有亲戚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他本人得这类疾病的概率要比普通人高出许多。因此，我和保拉怀疑伯纳德博士保存的许多文档和精神分裂症有关。
当读到1958年路易斯·威斯公司收养处写给伯纳德博士的一封信时，我们了解到只有当孩子出生于精神病院时，路易斯·威斯公司才会告诉养父母有关孩子精神疾病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别无选择时，才会这样做……我告诉工作人员你［伯纳德博士］……觉得不管孩子是否真的出生于精神病院，一旦明确诊断患有精神疾病，我们就有责任告知收养孩子的父母。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反对这一观点。”
如果伯纳德博士认为精神病是不会遗传的，那她为什么认为应该告诉养父母他们孩子的精神病家族史呢？
“你看，我找到资料了！”保拉大声喊道。我站在她肩膀后赶忙看过去，看到了1964年1月路易斯·威斯公司收养处的工作人员会议记录。当时，这个会议的议程是评估与未来养父母分享孩子健康状况的这一做法。会议秘书总结了伯纳德博士的意见：“倘若我们与家长分享资料，让他们自己决定，我们会感到舒服些吗？抑或这样做会无谓地增加我们的忧虑？与经验论证相关的是涉及双胞胎成长的一项儿童发展中心研究项目。这些双胞胎的家庭背景涉及到很多精神病理学研究。”
这也就是说——有迹象表明，事实上，这次研究目的之一在于确定精神疾病是否遗传。
我们调查的进展要比我们预期的快得多。尽管饥肠辘辘，我们还是推迟了吃午饭的时间。伯纳德博士保存下来而且画线或批注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会促使人们刨根问底。当无法辨认伯纳德博士的潦草笔记时，我们都希望她在旁边解释自己所做的批注。伯纳德博士在1971年发表的题为《医学遗传学与收养》的文章里画了三个惊叹号，并且圈出了“精神病”三个字。
这篇文章写道：“如果能把双胞胎安置在不同地方抚养，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档案，以便跟踪研究他们的生活轨迹，那么收养机构就能为双胞胎研究项目提供重要的数据。”其中，有句话用星号做了强调，这句话提到“分开抚养的双胞胎的精神分裂症症状是高度一致的，这与一起长大的同卵双胞胎精神分裂症症状有点不同”。显而易见，她有兴趣研究双胞胎以确定先天和后天因素对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影响孰轻孰重。
很快，我们又有新的发展。“啊哈！”保拉一声大喊，打破了图书馆的宁静。
“你发现了什么？”我一边问一边盯着打开的文件夹看。图书管理员也好奇地转身看着我们。保拉给我看了伯纳德博士寄给佛洛伦斯·克瑞奇的一封信，那时佛洛伦斯·克瑞奇担任路易斯·威斯公司的执行理事。这封信表明1976年以前，路易斯·威斯公司一直竭力向公众隐瞒这个双胞胎研究项目。这封信写于1976年3月，伯纳德博士在信中写道：“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进行这项研究，并不希望和别人共享研究资料，尤其是在目前还需要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到1976年，儿童发展中心不再选择双胞胎作为研究对象，但是研究人员仍然不断地搜集数据信息。
有一位同事了解到路易斯·威斯公司参与了这个双胞胎研究项目。克瑞奇对此感到很吃惊，他在另外一封信里安慰伯纳德，说他没有透露任何关于他们是否将多胞胎分开收养的情况。
不过，我们找到了1965年路易斯·威斯公司执行董事佛洛伦斯·布朗寄给维奥拉·伯纳德的信。她指出，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曾经努力“帮助”其他愿意参与儿童发展中心研究的收养机构。“只要我们不逼迫他们使双胞胎分离，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所谓的‘上级’提出这么多的反对意见。”布朗女士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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