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有人曾对我的养父母说，‘你们必须要参加一项关于儿童成长的研究。这是领养过程的一个环节。’”据道格回忆，他的家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纽伯的双胞胎研究项目，而且从来都没有机会同时收养两个男孩，他们为此感到非常难过。道格还依稀记得有心理学家上门拍摄下他玩耍时的情景。
道格问我是否想要找到亲生母亲，我给了他我一贯的想法，“我们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但是我们肯定要知道她是谁。你怎么想呢？”
“她在路易斯·威斯公司留了信给我们，我们只需要登记索要个人公开信息就可以与她取得联系。但是，我很矛盾要不要去找她。”虽然道格很高兴与豪伊重逢，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想要与亲生父母家庭的其他人见面。
“这样的结果不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过得很好。我只是觉得被剥夺了些什么。”当我问他是否总会想着他失散的双胞胎兄弟，他回答道。和保拉的感受不同，道格对自己先被豪伊找到没有任何的疑虑。
保拉：“道格是被他的兄弟先找到的，他对此没有不悦并很快地接受了豪伊。”这是埃利塞打电话向我讲述她谈话内容时说的。
“每个人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反应都会不同。你无法预测如果我先找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我小心翼翼地对埃利塞说。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反应有点不满。因为我没能像道格那样表现。
我承认：“如果是我先知道你的存在，我也会努力去找你的，”我附和道，“但是现在我无法改变我的想法。”
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鼓起勇气向埃利塞坦白我最初的感受，告诉她我对我们之间关系的疑虑。现在我们之间关系比以前亲密，我觉得必须消除我们之间的些许误会。
“还记得我们在巴黎的时候，你对我说，唯一会伤害你的就是我根本不想与你联系。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说实话，因为我不想伤害你，但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胡说什么呢’。”
“真的吗？”埃利塞温柔地问道，“为什么呢?”
“我们当时沟通起来很辛苦，我不确定我的生活中需要你的存在。”我试探性地说，“我只是想我们可能一年只见一次面，偶尔发发邮件。”
“我很震惊，”埃利塞说，“当时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但我从未想过要把你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我更无法相信在我们通过邮件、电话沟通4个月后，你还会有那样的想法。”
“我的生活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我不想要寻求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说，“我承认有时我对发生的一切很兴奋，但有时我只想过回我原来的生活。”
从一开始，埃利塞只是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双胞胎，我们就应该亲密无间。可是对于我而言， 这并不是顺其自然的事。虽然我们有着相同的DNA，但当我去巴黎拜访埃利塞时，她对于我而言，仍然是个陌生人。可是想要把她和我今后的生活捆绑在一起的想法最后还是占了上风。我的这种感觉想必也会让她得到安慰吧。
“我不会再这样想了，”我很肯定地对埃利塞说，“现在我很高兴你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我想你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自从你搬来纽约，我开始慢慢了解你，尊重你。我想现在我可以发自内心地承认，埃利塞，我爱你！”
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解释，埃利塞始终无法理解我曾经想要和她断绝来往的念头。如果我是她，知道这一切，我也会感到困惑，受到伤害的。
埃利塞：我知道保拉在被我找到时的心情很矛盾。但我还是很震惊。过去，她的感觉可能是混乱的，但她的行动恰恰体现了她对于我们关系的兴趣。她把女儿的照片寄给我，并把我介绍给她的家人，让我觉得她在邀请我。之后她也热情地给我写信。这一切都让我相信我对她说的一切并没有让她感到恐惧。在邮件里，保拉写道，一看到我的照片，她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邮件最后的落款她也写得很亲切，“想念你的”或是“我亲爱的”。
这样，我并没有多想和保拉关系的发展。如果我知道保拉当时并不想那样做，我也就不会继续发展和她的关系。我说过要与她分享未来的生活。就因为我曾经对她的这个承诺，现在我竟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情人。
我始终无法理解保拉对我的坦白。但当我听到她说，她不再对我有这样或那样不真实的感觉时，当她说她爱我、接受我时，她的话化解了我的伤痛。我才意识到从一开始我就应该让保拉对我完全坦诚。我很高兴我们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她终于可以向我敞开心扉。
保拉：珀尔曼博士是曾经参与纽伯双胞胎研究项目的研究生。自从我们得知他到过我们的寄养家庭来看望我们，我和埃利塞就开始不断地罗列出一系列的问题想要问他。珀尔曼博士是密歇根大学的临床助理教授，现在在纽约度暑假。他答应和我们见面。
珀尔曼博士来到我们事先安排好的见面地点，那是一个朋友在切尔西的公寓。我们就好像是多年没见面的亲戚，我俩礼貌地亲吻了他的脸颊。
“和你上次见到我们的时候相比，我们的变化大吗？”我和珀尔曼博士开玩笑地说。珀尔曼拘谨地笑着。这离他见到我们已经足足有37年了。他当然不知道我们会变成啥样。说不定他还担心我们把他带到这里来是为了谴责他当年的行为。
珀尔曼博士，60多岁，灰白胡子，瘦弱身材。他坐在我们中间的扶手椅上。他和蔼文雅，很快就让我们感到安逸自在。
“你28岁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长得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引人注目？”我面带微笑地问他。之后，我们便开始提了一些严肃的问题。
“你还记得我们寄养母亲的有关情况吗？”
遗憾的是，在那么多年之后，珀尔曼博士已经想不起麦高恩太太这个名字了。他也记不起我和埃利塞在寄养家庭里有没有在一起，也想不起当时的情景了。为了唤回他的记忆，我们给他看了一份只有一页纸的报告，那是他当时在观察我们之后写下的，可惜现在，他终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在被收养期间，我严重营养不良。埃利塞有很长一段时间呆在寄养家庭里。我们都很想知道当时研究人员是不是故意不给我们食物和关爱，以此来观察我们的反应。事情真的是那样的吗？
“绝对不会有人剥夺那么小的孩子的食物来观察他们会出现什么反应。他们绝不会如此用心险恶。”珀尔曼博士说。
“噢，我觉得轻松多了！”我大声地喊道。
“我认为不会有人故意这么做，背着双胞胎的养父母将他们分开，不让养父母知道事情的真相。”珀尔曼说。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呢？”埃利塞问，“你对心理疾病的问题感兴趣？”
“他们本没有想到会这样。因为他们只是想要努力让双胞胎正常成长。”珀尔曼博士解释说。他不仅参与教学也是一位临床医学家。“他们只是想观察不同的外界因素会不会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差异，如不同的育儿方法或养父母性格的差异。”
珀尔曼博士当时只是一个研究生，他可能不像伯纳德博士和纽伯博士那样对精神疾病的遗传性感兴趣。所以我更相信伯纳德博士提供的情况以及我们在纽伯博士档案中获得的发现。
“你们跑了一家又一家之后，得出了什么结论？所有的双胞胎之间都很相像吗？”埃利塞问。
“现在我坚信是环境造就人。可是，当时我真的被这些小生命如此相像的外表所震撼。”珀尔曼说道，“那一整年里，我一直在思考你们的性格里有多少是生来就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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