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美国］埃利塞·沙因 保拉·伯恩斯坦 著 胡开宝 王 彬 缪 余 译
我订了去巴黎的机票，开始想象着我们两个人在露天咖啡馆喝着咖啡聊天，就像明信片上的两位女士一样。
埃利塞：保拉打算下个月来看我。我开始试着用她的眼睛看我的世界。虽然我想让保拉体验我真实的生活，但是我还是无法想象她睡在我家地板的床垫上。
我的学生公寓在一栋现代建筑的底楼，像一间度假小屋。它是我避开城市喧嚣的避风港。木制百叶窗一打开，邻居家的院子便一览无遗，尽显宁静的乡村风光。这间简洁的100平方英尺的小屋也是一个单身汉理想的栖身之处。我使用桌子底下的热锅做饭，我一转椅子便可从小冰箱里取出啤酒。我需要的一切伸手可及。书橱一装满，我就知道该减少我收藏的成堆的破旧英语小说了。这些小说可以卖给剧场附近的旧书店。我不是从朋友那里获得时髦的旧货就是经常泡在图书馆。我很少买东西。
我像是巴黎最富有的穷人。
虽然我的房间狭窄，但我曾经一次招待过3个客人。在外面玩了一整夜后，一个朋友蜷缩在我那张双人床上，睡在我身旁，另两个朋友就睡在地板上。我们窃窃私语直到睡着为止。早上起来，我看见朋友在化妆打扮，这让我想起了绕口令游戏。我喜欢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和朋友一起分享温馨。我从来没想过让他们呆在宾馆里。
当然，我也常常利用朋友漫长的法国节假日，到他们比较豪华的公寓里度假。在他们宽敞的浴缸和厨房里享受阳光。幸运的是，我已经和一个朋友商量好安排保拉在朋友家里入住。朋友能给她腾出自己的房间。
保拉：我以前从不害怕坐飞机，但是两个事件改变了我：9·11和做了母亲。当我打包准备去巴黎时，我不能不考虑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了家。在我的想像中， 艾弗变成了一个苦行僧式的鳏夫，一个给杰茜讲述她已故母亲故事的单身爸爸。杰茜也可能因为失去母亲时年纪太小，对母亲没有记忆。
和艾弗告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如果我发生什么不幸，答应我告诉杰茜，我爱她。”
“我答应你。”他伤感地向我发誓。
我在机场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登机，结果被告知飞机要晚4个小时起飞。我和双胞胎妹妹相聚的时光被生生减去了4个小时。
“你不理解。我去巴黎是要见我刚找到的双胞胎妹妹。”我恳求机场客服代表。
“那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 她紧接着问我。
“哦，如果我坐头等舱，至少我能休息一会儿。” 我发着牢骚，眼泪禁不住掉落下来。第一次离开杰茜所受的压力加上急着要见妹妹，让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我彻底崩溃了。
“振作点儿,” 有个妇女安慰我，“你是去看双胞胎妹妹的!”
我没有说这次实际上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显然，美国航空公司有人同情我或怕我闹事，因为我最后坐上了头等舱，品呷上等的香槟，吃到新鲜的草莓。
我失散已久的双胞胎妹妹可以定居在许多城市，可是她偏偏选了巴黎，而不是得梅因或底特律。11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了影片《情定日落桥》。影片讲述了一个美国女孩在巴黎上学的时候与一个法国男孩坠入爱河。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非常向往法国。八年级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一门外语课程。我理所当然地选了法语。我还梦想着在法国大学里读三年级——即使只是暂时的逗留。但是高中三年加上一年大学法语学习之后，我放弃了所有的希望。我知道自己是无法流利地说这门语言了。现在，因为埃利塞, 我又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
埃利塞：保拉是上午到的。同预报员绷着脸预报的表情相反，天气晴朗无云。
我在奥利机场焦急地等待保拉，觉得自己是第一次与双胞胎姐姐见面。在一堆英国游客中我一眼就认出了保拉，我克制自己不去问她：“你怎么会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这时，我想起一部德文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讲述一对分离的同卵双胞胎奥斯卡和杰克。杰克在和哥哥分离25年后，第二次见到他时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就在1979年奥斯卡和杰克相遇后不久，他们在46岁时参加了明尼苏达州双胞胎及收养研究中心的项目。他们的头像很快就刊登在报纸上，配有大字标题：《犹太人和纳粹生的双胞胎！》 他们出生于特立尼达岛，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犹太人。他们出生后不久就因为父母离异而被迫分离。杰克由他生活在特立尼达岛的犹太父亲抚养，后来他们搬到了以色列，再后来去了美国。奥斯卡由他的外婆抚养，从小在德国人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长大，成为一名严格的天主教徒。同那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被迫成为希特勒青年团团员。
在机场他们再次相遇的那天，奥斯卡和杰克都注意到对方长着修剪得很整齐的小胡子，走路的姿势以及很多习惯都相似。尽管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但是他们都表现出同样奇怪的行为举止。例如，把橡皮筋绑在手腕上，在公共场所打喷嚏以引起别人的注意，从后向前看杂志，等等。
“你好!” 保拉亲吻我的脸颊。我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中。
保拉特意穿了一件法式的条纹水手衬衫。她乐此不疲地向我讲述她乘飞机旅行的经历。“我是一路喝着香槟过来的!”
我一心想回家，就带她坐了市郊火车直达我已经安排好的周末度假的地方。
“那就是!”我大声叫道。我们走入宽敞的双人间公寓。那是我的朋友朱列特和她伴侣及年幼的儿子住的地方。我定下心来，打开音响放埃里克·杜菲的歌曲碟片。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我蜷缩在客厅里低矮的沙发上，递给保拉一杯波尔多葡萄酒。
虽然保拉不喜欢养猫，但她无法拒绝无家可归的赫丘利, 它的名字和它骨瘦如柴的身形不符。它蜷缩在保拉的大腿上。
“我真的不能喝酒，因为我可能怀孕了。”保拉说。他们夫妻两人正计划生第二个孩子。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呃，我在飞机上也喝了点儿，真该死!”她说着，高兴地接过了杯子。她没有忌酒，我感到宽慰，便和她碰了杯。
“哦，就是这样!”我想要对她说，“这就是生活!”我们像两个在青年公寓遇见的年轻旅行家，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巴黎。把在纽约一起度过的4天算在内，这是我们在一起的第5天。我们只有3个晚上能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谈天说地。
“你觉得她会是个怎样的人?”保拉问我，我知道她指的是我们的生母。
我脑海中出现了她的样子。“我希望她治愈了精神疾病。也许，她正在某个农场上，和一群变性者一类的人生活在一起。”把生母想象成一个古怪的老妇人，住在某个公社，我们都笑了。很难想象一年前我不知不觉地开始找生母，而如今我却和双胞胎姐姐一起笑谈她可能在什么地方。
走廊里回响着喧嚣的法国打击乐。我和保拉看着窗外，望见了两个瘦长的法国男人穿着马龙·布兰多牌汗衫，他们偷偷地朝我们的公寓观望。他们发现我们也在注意他们，于是用法语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害羞地向他们报以微笑，放下了棉制窗帘。
保拉：因为我之前已经来过巴黎，也参观了很多当地有名的旅游景点，所以我让埃利塞带路，去一些对她很有意义的地方。我们漫步在埃利塞住的街区附近，在蒙帕纳斯公墓，我们停下来拜祭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瓦。埃利塞用她那不标准的英式口音充当导游的角色，带我参观“著名的逝者”。这倒让我吃不消。
参观完后，我们在一家咖啡馆歇脚。我用高中时学的法语，点了一份火腿奶酪吐司和一杯柠檬榨汁。听到埃利塞操着流利的法语，我后悔当初放弃学习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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